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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宇文所安：《文苑英华》为何物？( 二 )


【历史研究|宇文所安：《文苑英华》为何物？】到目前为止 ， 尽管《文苑英华》是较为重要的总目录 ， 但《唐文粹》同样有价值 ， 因为姚铉搜罗到了被《文苑英华》忽略的重要文本 。 许多其它的集子独立地流传下来 ， 但这些集子或者出自非常受欢迎的作家 ， 或者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幸存下来 。 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现代的大型唐诗及唐文总集 ， 以及最好的版本与注释 ， 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编纂它们所依赖的数据来源 。 结果常常是这样 ， 一部追溯到南宋的版本 ， 最终大部分都辑自《文苑英华》 ， 而以《唐文粹》为补充[9] 。
我在这里的兴趣有些不同；我想将《文苑英华》视作十世纪80年代史馆所保存文献的缩编 ， 以及在许多方面皆优于《崇文总目》的缩编 ， 而《崇文总目》是北宋以来唯一一部可信的书目[10] 。 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 ， 其间包括大量学者著作的刊刻 ， 新的手抄本发现以及一场巨大的图书馆火灾 ， 将《文苑英华》与《崇文总目》区别开来 。 比如说 ， 李商隐诗集在《崇文总目》中出现 ， 但在《文苑英华》编纂时 ， 李集还并没有完全纂集到一起 。 通过观察特殊的作品保存在哪里 ， 并思考文集形成的过程 ， 我们还能更好地理解那些记载是怎样被歪曲的 。 清点古代目录中的卷数是目录学通常的做法 ， 但这只是次要的功用 。
我还没有将所有唐代的文集与《文苑英华》相比较 ， 观察它们的来源以及著录的历史 ， 但是在我对大多数这类文集的研究中 ， 我已经发觉到某种模式的存在 。 我观察的第一个结果是 ， 相对于唐诗 ， 唐文得益于《文苑英华》更多——尽管唐诗也深深得益于《文苑英华》 。 这是意料之中的 ， 除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 ， 诗集的传播比散文集的传播要广泛得多 。 散文集显而易见完全是从《文苑英华》中重辑而来的 ，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1] 。 在诗歌和古文中 ， 我们通常能发现两个极端：要么集子主要来自《文苑英华》（常常以《唐文粹》为补充） ， 要么就只有几篇来自《文苑英华》 。 在第一类例子中 ， 我们有时可以从《崇文总目》所著录的集子规模中看出 ， 这次重编可能发生于史馆火灾之后[12] 。 在第二类例子中 ， 一种合理的假设是 ， 包含在《文苑英华》中的篇章来自选集 ， 而且当时的史馆并没有那些后来发现的个人文集[13] 。
在不太著名的作家诗集中 ， 不同版本间的文本顺序常常保持一致 ， 这种排序似乎常常能反映出文集形成的历史 。 我们发现很多例子 ， 集子中的大部分诗篇来自《文苑英华》 ， 一长列只在后世流传的集子中保存的诗歌或古文则紧随其后 。 在曾巩为《鲍溶集》所作的序言中 ， 就显示出这种情况；集子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文苑英华》、《唐文粹》及其它存世的选集而重辑的；接着 ， 小集被发现了 ， 于是那些佚失就被抄录在最后 。 在另一个普遍的序列中我们发现 ， 《文苑英华》所选的作品分散于整部文集 ， 文集的末尾则是一系列完全从《文苑英华》中辑出的诗 。 这种情况表明 ， 该文集是独立流传下来的 ， 而且某位编纂者最终将集子的内容与《文苑英华》所选的篇章做了对比 ， 并将那些集子中未收而存于《文苑英华》的篇章加到了集子的末尾 。 这两个例子都提供了小集占优势的证据 。
在一些例子（像上面探讨过的《孟郊诗集》和《李商隐诗集》那些记载详备的例子）中 ， 一部更大规模的文集版本被发现了 ， 或者在《文苑英华》完成之后编纂完成了 。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 十世纪80年代的史馆可能拥有小集 ， 或者小集的编纂者也囊括了来自选本的一些作品 ， 但却没有意识到其它地方存在着更加完整的版本 。
让我们来考查一个特殊的例子 。 正如上面提到的 ， 宋太宗在984年颁布了一道诏书 ， 希望尽可能多地恢复721年唐代史馆目录所著录的作品 。 杜德桥猜测 ， 这位皇帝明显对八世纪末以及九世纪的藏书深感满足——他没有意识到 ， 他的史馆所拥有的文集版本很可能是小集 ， 假如与其它版本相对比的话 ， 其规模可以扩充四到六倍 。 一部集子可能重新恢复（或者偶然地在传世的史馆藏书中幸存下来） ， 李峤（645-714）的集子就是这样 ， 他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和文学侍臣 。 《旧唐书·经籍志》沿用721年的目录 ， 著录其文集有30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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