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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对话｜个体与共同体：大湾区文学的多种可能( 五 )


作家陈启文将目光聚焦在如何打造一个蔚蓝色的“文学湾区”的议题上 。首先 ， 他认为“文学湾区”必须拥有像大海般辽阔的心胸 ， 能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在他看来大湾区的文学发展空间不止是地域空间 ， 更是心理空间 。一个“文学湾区”拥有众多的城市 ， 虽说是文化同源 ， 地缘相似 ， 但毕竟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认同感或归宿感的心理空间和价值取向 。在他看来 ， 要成为一个共同体 ， 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 。陈启文认为大湾区内的文化既有如水土渗透般的相互交融 ， 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碰撞 。交融需要胸怀 ， 碰撞更需要胸怀 。其次 ， 粤港澳大湾区尽管已划出清晰的地理边界 ， 但毕竟不同于行政区域 ， 陈启文认为“文学湾区”应该结为一个具有某种联盟意义的组织 ， 作为“联盟”不止是徒有其名 ， 它必须实实在在地扮演中心的角色 ， 如文学平台的搭建、资金的筹措、组织的协调、活动的开展 ， 都需要围绕联盟来展开 。在陈启文看来 ， “文学湾区”还是一个概念 ， 这个概念事实上还停留在珠江三角洲的概念上 ， 并没有切实的融入感和归宿感 ， 它尚未成为人们实在的心理空间 。
评论家黎保荣在本次对话中就“大湾区文学”的概念、性质、内涵、范围及湾区城市的个性及共性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在他看来作家创作的时候 ， 一般注重其个性化的体验与思考 ， 很少注重共性的东西 。而每一所城市都有自身的文化蕴涵 ， 并不完全相同 ， 有时候共性问题 ， 也是个性问题 。他认为从文学地理来说 ， 作家要么“还乡” ， 要么“远行” 。所谓“还乡”包括对故乡故国的事物、历史、人性以及精神家园的书写与渴望 ， 所谓“远行”包括对他乡他国的事物、历史、人性以及异域文化异域视野甚至超现实的世界的选择、接受、变形、疏离或转化 。他认为如果说“写地方”属于文学地理 ， 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个性化地理 ， 那么有必要超越它 。就写时代而言 ， 黎保荣认为首先要思辨什么是时代精神 。他认为时代精神是丰富的多样化的 ，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 ， 都有其时代精神的蕴含 。黎保荣认为写时代（历史）最终是写自己 ， 写自己对时代（历史）的理解 ， 写自己对时代（历史）中的人与物的理解 。他认为 ， 文学要具有生命的痛感与敏感 ， 把人性写深刻了 ， 把思想写深刻了 ， 把感情写深刻了 ， 再赋予独特的形式与形象 ， 就具有了恒久性与独特性 。在黎保荣看来 ， 文学是人学 ， 而人性从古至今变化不大 ， 贪婪的依旧贪婪 ， 善良的依旧善良 ， 所以作家把人性写深刻了 ， 作品也就跨越了时代 ， 具有了恒久的“新”意 。
评论家杨丹丹认为 ， “粤港湾大湾区”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改变和调整了城市空间的地理布局 ， 及其承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 ， 另一方面也赋予了文学和文学交往以新的属性 ， 或者说 ， 由“粤港澳大湾区”理念衍生出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 ， 成为证明“粤港澳大湾区”理念现实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文学注脚和阐释 。因此 ， 他认为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前提是如何确证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杨丹丹选择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层面来解读 。他认为 ， 从历史层面而言 ， 广东、香港、澳门文学的历史脉络和谱系非常清晰 ， 文学实践和文学实绩也非常厚重 ， 这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但这种深厚的历史基础不仅仅是建立在共性基础上的 ， 更强调个性和差异性 ， 而这种个性和差异性又是文学外部和内部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差异 ， 并形成了区域性的文学和文化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 ， 这种小区域差异性的不断历史化逐渐形成了广东、香港、澳门文学之间大区域的冲突状态 。在他看来 ， 在普遍意义上 ， 广东文学更加强调文学的公共性和现实社会效用 ， 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 ， 文学触动、撩拨和激发的是现实社会的脉搏和心跳 ， 契合时代发展趋向 ， 整合普遍的社会情感和情绪 ， 呈现出宏大化和史诗化的叙述美学 ， 而香港文学更为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体验 ， 即使讲述历史也是体现出明显的微观政治和个体美学趣味 。在杨丹丹看来 ， 由文学历史的差异化和文学差异的历史化生成了如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难题 。这种差异性的历史遗产留给我们的是思想资源 ， 还是需要进一步清理的废墟？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辨识清楚 ， 被有意的忽略和掩盖 ，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伪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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