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北齋|许陈颖 | “家园意识”与生态诗学的建构——谢宜兴诗歌创作论( 二 )
疾速发展的社会不仅对大自然造成了潜在的伤害 ， 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产生极大冲击 。 谢宜兴离开故乡前往都市定居 ， 但“家园意识”的内置使他自觉调整观察点 ， 形成对城乡对峙敏锐捕捉的生态批判立场 ， 这个立场与四十年的社会变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
90年代 ， 现代化进程催生了农民工的进城热 ， 诗人捕捉到这个社会现象“迁徙是不是一种遗传/和季节一道赶春叫不叫/背井离乡/搭农历的列车隆隆南下 ， 他们比燕子更早动身/ 。 ”（《城市候鸟》）作为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并不被都市主流悦纳 ， 他们很难成为城市的主人 ， 但作为他们祖祖辈辈栖居场所的乡村 ， 却又因为他们的离去导致家园的“空心化” ， 诗人感慨道“在陌生的檐下打开行囊/城市发现他们袋里藏着自己遗失的故乡” 。 曾经“不问贫富”的乡间少女也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成为城市文明阴影中的商品 ， 在《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中 ， 谢宜兴以“葡萄”这个意象暗喻乡间少女 ， 并质疑道：“但我不敢肯定在被榨干甜蜜/改名干红之后 ， 这含泪的火/是不是也感到内心的黯淡 。 ”“葡萄”与“干红”之间的意象转化丰富了新时期生态诗歌写作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内涵 。 不论是农民工还是成为商品的乡村少女 ， 谢宜兴的文本关怀都使其诗歌创作具备了进入当下生活并与之发生审美联系的能力 ， 并指向时代变革中乡村普遍产生的失去家园的精神焦虑 。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里 ， 人类失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 导致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园环境的恶化与家园伦理的迷失 ， 从而使现代人陷入生命的困境 ， 所以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 心怀谦卑地与万物平等交流 ， 是生态意识觉醒之后的生命必然 。
敬畏生命：整体主义的家园立场
扎根故土的家园意识 ， 使谢宜兴确信生命与感觉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中 。 他的诗歌作品消除了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感觉区别 ， 以整体主义的立场去感知生命、敬畏生命 。 正如当代环境理论家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说：“一个人 ， 只有当他把植物与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 ， 他才是有道德的 。 ”[i]
闽东霞浦官井洋是全国唯一的大黄鱼产卵洄游基地 。 80年代出现了“敲罟”的捕鱼方式 ， 即渔民撒好网后敲击船帮上的竹竿 ， 通过水下声波将大黄鱼震昏 ， 鱼群不分老幼全部被赶入网中 。 这一种赶尽杀绝的捕捞方式 ， 部分导致了90年代之后大黄鱼的鱼汛消失 。 谢宜兴在《敲鱼》中以一只鱼的口吻写出“调罟”的残酷性 ， 呈现了这一生产方式在趋利时代中的生态处境：“为什么我的头晕痛欲裂/这是谁在哭泣/我的腮边流出鲜血/一个少年在岸边听到的全是哭声”（《敲鱼》） 。 正因为对生命有了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 即使面对着一株植物 ， 谢宜兴也能形成与众不同的生态观察视点：“当你看到我现在写下橡胶树/可你是否想过自己就是其中的一株/我们直直地站立 ， 仿佛只为/等待谁对我们下刀子”《橡胶树》 。 诗人笔下的动物、植物都是具有生命化的意象 ， 通过恢复人与自然万物的情感相通 ， 使天地万物的生命获得了尊严 。
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科技使人类如虎添翼 ， 但对于被征服的动物而言 ， 则是无尽的梦魇 。 活管引流是活取熊胆的新技术 ， 广告宣传此技术不会造成熊的痛苦 ， 诗人拍案而起“可你说得多么轻巧 ， “熊”很舒服没有痛苦/那么 ， 也在你身上造一根瘘管试试？/好让你知道熊是如何舒服成了熊样子！”(《熊样子》)；人们依靠高科技铸造水造坝阻断了鱼群还乡路 ， 诗人说“有谁比鱼更在乎一条鱼道呢/有谁设身处地想过水族的绝望 。 ”(《撞墙的鱼》)诗人不再是科技理性至上的鼓吹者 ， 而是把生命平等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 ， 其依据的来源是他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与非人类环境关联模式之间的深刻洞察——相互依存、相互平等的生物环链 。 当人类以万物之长居高临下并肆意对其他生灵进行控制与杀戮时 ， 谢宜兴反问“如果大自然也抡起复仇之刀/谁能护住我们身上的鱼鳍？”（《残鲨》） 。 仅存人类而没有其他物种的地球是无法想象的 ， 处于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貌似地位特殊实则脆弱 ， 故而 ， 面对汶川地震这场自然灾害 ， 诗人执意写着“可我更愿意读到某些棒喝似的警示/对于人心 ， 对于大地/我固执地相信是我们欠下孽债/天怒时却让汶川无辜代过以命相抵 。 ”这虽然是诗人的臆断 ， 但也可视为诗人立足于整体主义的家园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醒之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