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袄教徒之腰带是不用革鞋的。他们认为使用革带是信仰的敌人，因此，其带程使用羊毛编织而成。仔细观察安伽的銙具，发现銙具背面遗留有粗绳纹的痕迹，但其质地仍不得而知。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西郊硫酸厂工地，发掘一座北朝时期的小墓，出土持具数枚，从煤樱带头上看，应属中亚带具。带尾等装具的夹层中，就发现以羊毛或麻捻成截面为1.24－2.lmm的绳索，横向排列共16根，然后编织成腰带，将銙具固定其上，这证实了粟特人葬俗的又一特点。
粟特葬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第二重封门上烟熏痕迹明显。据邢福来同志说：火焰很高，火势很猛，门礅上的石狮火痕显著，且殃及门媚、门额。然灰烬极少，怀疑使用油料，已将周壁烟炱提取化验，当有测试结果报告。这说明安伽墓在封门后，曾有点火、拜火的仪式。是否是粟特沃教徒通用的葬仪不得而知，但以上几点告诉我们：北朝时代的在华粟特袄教徒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其葬俗还尽力保留着中亚传统的习俗。
但是到了隋唐时代，如虞弘墓就不用围屏石榻了，这是否表明不再坚持天葬、火葬，值得进一步考证。在固原发掘的隋代史射勿墓、史索岩等墓内，均发现棺木及人骨，只能是人华粟特人葬习特点完全消失，逐渐采用了汉式葬仪的结果。
石榻命名与子母阙之位置
1982年6月，在天水市石马坪发掘了一座“隋唐”墓葬，且以“石棺床”命名了该墓所出的石榻。此后，是凡引证这具石榻均沿用了“石棺床”的名称。安伽墓的发掘者邢福来同志告诉我：安伽墓石榻平面的边沿打磨光滑，但榻面中部全是未经打磨的糙面。发掘时，在糙面上发现有残存的毡毯一类织物残片，说明当时有与糙面面积大小相等的毡毯覆盖其上，但绝不见棺椁痕迹，尸骨又放在别处，所以在彰德府等地出土的所谓“石棺床”的命名，也就值得商榷了。尤其是安枷墓石榻4、6、7屏风画的赛祆或饮宴场面中，每每见到粟特人或披长发人物坐这类石榻上饮宴、观舞，就可判断这种榻床是扶教徒常用的生活用具，放置墓内也是出于墓主在地下赛祆或饮宴之需要，而绝不是放置棺掉的。所以说，安阳之粟特人胡棺床就是这种葬式（指采用汉式陵寝）改变进程的一个例证，是不妥的。而称作为“围屏石榻”似乎更恰当些。
姜伯勤先生对分散在德、美、法三国的可能出土于安阳北齐邺都的“石棺床”进行了拼接，并画出安阳所出北齐石棺床画像石拼合示意图，他还说“科隆藏品双阙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是象征天朝的天阙，二是象征袄教胡天的天阙。”这是大胆的推测，但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安伽墓的第2、4、6、7四幅屏风画上所出现的石榻，与出土的围屏石榻形制完全相同，说明只是赛祆场面中的坐具，是对安伽墓内围屏石榻功能的真实写照，具有不可怀疑的真实性。如果这些坐榻之前，有一对子母阙及矮墙，势必无法进行赛祆活动。
其二，秦代已有商鞅筑冀阙记载，惜实物尚未发现。然标示帝王陵墓的三出阙，在陕西咸阳汉景帝阳陵的陵园南墙中部已经科学发掘出来了，它距大家60米；另外，四川一地现存汉代石阙约2O处，均置于墓前位置。崔豹《古今注》云：“阙，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望。”说明双阙树立在宫门之外，绝不可能树立在陵园寝宫之内，更无树立在卧具边沿之道理。
其三，唐代的三出阙，曾在乾陵发现两组，均在内外陵城之外；唐墓壁画中均亦将阙楼绘制于长斜坡墓道东西两壁，如永泰公主墓道的双阙，懿德太子墓的三出阙。在北朝之前的汉代及其后的唐代，阙楼都在陵寝或墓室之外树立，何以北朝时却将阙楼置于床上。把阙楼置于床上失去了树阙以警示众人的意义。天朝之天阙，按等级应为三出阙，而北齐邺都所出只是等级较低的子母阙，不是天朝之阙是明确的；更不知道胡天是否有阙楼，况且以中国的子母阙象征胡天的天阙也无文献与实物之证据。
其四，天水石马坪及西安北郊安伽墓之石榻，均未见到有子母阙之石刻。这些石榻的围屏，均以榫卯与榻面相结合。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简报公布的床面平面图，石榻的前沿不见榫卯结构。北齐石棺床拼合时，只是从尺寸及花纹露明面上考虑，而没有揭示床面上放置子母阈之处是否有榫卯结构。如果没有榫卯之依据难免有臆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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