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粟特袄教徒的葬俗，在中土逐渐汉化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在埋葬时使用了汉式的墓葬形制。如安伽的墓全长35米，有五个天井、五个过洞、两层封门，而道之后有 3.68 X 3.46米近乎方形的砖砌墓室。这种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过洞的砖室墓，是北周宗室权贵习用的墓葬形制。墓内还绘制有仪卫之类的壁画，显示了位居大都督之安伽显赫身份，这是中亚粟特袄教徒不可能采用的葬俗，而是人华粟特人在葬俗上汉化的表现。
太原虞弘，其祖孙三代在不同政权中历任显官，从鱼国领民首到贺莫去汾，再到北齐、北周和隋，他们先后任过莫贺弗、直突都督、轻车将军、凉州刺史、游击将军、仪同大将军、仪同三司等要职。尤其是虞弘在北周大象年间任检校萨保府，属袄教的首领是无疑的。他同样使用了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砖室墓的汉人葬制。所以说，这些入华粟特人的扶教首领的葬仪，已与中亚的粟特葬俗有了显著区别，越是高层人士，葬仪的汉化程度越高。
其次，普遍使用墓志。
安伽墓出墓志一合，志盖篆刻“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12字，边长47厘米，志底划有方格，志文共303字，有文有铭，一如汉式。
隋代虞弘墓内出土两合墓志，一方为墓主虞弘墓志，长、宽均约73厘米。志盖上阳文篆刻“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志文较长，现存620余字。另一方则为虞弘夫人墓志。
据罗丰先生统计，已出的属昭武九姓墓志，康国人有康大农、康磨枷、康留买兄弟、康阿达等墓志；安国人有安延、安思节、安菩墓志；曹国人有曹明照墓志；石国人有石崇俊。石神福墓志；何国人有何文哲、何摩河、何盛墓志；米国人有米继芬、米萨宝墓志。另外，还有固原南郊新出土的史射勿、史索岩、安娘、史河耽、史铁棒、史道德等这些中亚粟特人及其后裔的墓志。他们大都人仕中原，并在各代政权中发挥过一定作用。死后均接受以中土墓志形式对其世系、籍贯、业绩、职官进行详尽的论述，以求留名后世。这显然与中亚粟特人天葬火化后，将余骨人纳骨器中掩埋的做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墓志行文来说，北朝时较简略，隋唐时代则多与异域王族攀援附会，这是中国北朝门阀之遗风，反映了隋唐时代的“昭武九姓”颇高的汉化程度。
但是入华粟特的祆教徒葬习中，还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如墓主尸骨不放置于石床上。那么，安伽的尸骨放在墓内什么地方？据发掘者邢福来同志称：放置在南道中部、墓志以北处。墓内两层封门砖完好无缺，墓室、南道内未见任何盗扰痕迹，说明当日安伽尸骨就在此处安置，是原始存放之地。安伽尸骨仅余头骨、腿骨，且有火烧痕迹，其余骨骼未见。只余头骨现象在新疆纳骨器中曾发现。从志文得知，安伽“大象元年五月遘疾终于家”，而于“其年岁次己亥十月”埋葬，中间只隔五个月却只剩下头骨与腿骨，只有用天葬才能解释得通。《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蕃记》云：“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这种习俗似符合安伽骸骨保存情况，应是粟特沃教徒葬俗之反映。这个事实也让人推测，当日汉长安城（也是北周京城）附近，可能有《西蕃记》所说的“别院”专知人华粟特人之葬事，安伽尸体曾在这里“令狗食之”，因之只存“肉尽”之骸骨了。
邢福来同志还说：“安伽骸骨之上有带銙数枚。《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称：波斯“俗事火袄教……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治服。”弃之于山，其实应是天葬过程。天葬后仅余肉尽之骸骨，如何成服？安伽墓告诉我们：就是给一条腰带，腰带上有铸具装饰。这腰带对粟特人很重要，所以安林墓内石榻屏风画上，束带男子比比皆是，带銙均贴金，颇夸张。张广达先生说：据袄教经典，“不论是男是女，一过十五岁，如不束腰带和穿圣衫，他和她就变成了体现恶的魔鬼Druj的‘第四配偶’……由此可见，成年而不束腰，实乃表现一种堕落，一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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