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谈巴西政治①：卢拉主义危机与迪尔玛的执政困境( 八 ) 本文原载于20

辛格着手解决的难题是，为什么卢拉在其总统任期内，在成功的巅峰时期构建的权力公式，会如此灾难性地全面瓦解？他的第一个论点是，这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总统办公室的熵增（无序增长）的例子。迪尔玛的执政不仅仅是对前任的拙劣模仿，画虎不成反类犬。她自己有着与卢拉不同的目标。辛格称其为“唯发展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合体。他认为，首先是更加雄心勃勃地使用国家可用的手段来加速增长：控制利率、公共贷款、财政激励、进口关税、社会支出——总之，较之劳工党以往的执政，有着更多的经济干预政策。其次，辛格认为是经典意义上的共和主义，正如J.G.A.波科克（J.G.A.Pocock）所重建的那样：这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种信念，即腐败对国家的完整和公民的安全构成永久的威胁，对腐败保持警惕是自由的条件。卢拉的计划是一个软弱的改革主义，迪尔玛的目标是一个更强大的版本。

辛格的第二个论点是，它的效果却是消解了卢拉体制的两个关键支柱：他与金融资本和裙带主义的协议。为了刺激投资，迪尔玛的“新经济矩阵”寻求支持国内产业——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巴西的高利率、币值高估、对本土制造业的脆弱保护和昂贵的能源成本——认为这些产业的根本利益将其与从中受益的银行、证券公司和养老基金分割开来。但在巴西，不同的资本部门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分离战略无法奏效。它被媒体谴责为干涉内政、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商界很快就联合起来反对它。没有更多的投资，增长下降，利润下降，罢工成倍增加。雇主联合会变得极端敌对。

与此同时，迪尔玛拒绝参与巴西传统的猪肉桶政治（porkbarrelpolitics），并清理了政府中最公然做出妥协的部长，这是在对抗国会中的势力，而她在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席位都依赖于这些势力，对后者而言，腐败是生存条件之一。通过对资本构成的细密分析，辛格出色地概述了巴西从战后至今的政党结构，并将这些紧张关系置于这一结构中。从1945年到1964年，当军方夺取政权时，出现了一个自由派政党全国民主联盟（UDN），代表银行家、城市中产阶级和部分的地方寡头政治集团；一个位于光谱左翼的大众政党巴西工党（PTB），吸引了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还有一个中间党派社会民主党（PSD ，不同于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建立在农村和较小的地方城镇的传统地主阶级及其下属的基础之上。辛格将最后一个戏称为“内地党”（thepartyoftheinterior），这是一股阿米巴变形虫般的力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认同，向着临时权力和好处的方向滑行，不在乎民主不民主。 20年后军方下台，这三个政党重新出现在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劳工党（PT）和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的三足形态中。没有第三个党派的寄生协助，前两个党派都无法执政。第三个党派拥有广泛的地方官员组成的毛细血管网络，并几乎持续控制着强大的参议院议长席位。任何共和主义的暗示都是对它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