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究竟为中国贡献了什么？( 八 ) 原标题：褚时

到1990年年初， “红塔山”单箱配方成本降低了23元， “阿诗玛”降低了21.26元， “红梅”降低了7.37元，全年节约成本1200万元。玉溪卷烟厂的13个卷烟品牌，全部实现了单箱成本远低于计划成本，全年为此节约成本（增加利润）9000多万元。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设备进一步更新和市场变化，他再动薪酬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效益优先。把之前“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的工资制度，变为总税利与总工资挂钩的计酬方法。这就产生一种新的激励：大家都希望生产出价值更高的产品。因为如果只是按“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计算，那么，同是一箱烟，甲级烟和乙级烟，它们的工资是等同的，但它们产生的税利差距很大。 “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并不能鼓励追求更高的质量和更多利润，而和总税利挂钩则会产生这样的激励。这一改动，又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提升，很快，玉溪卷烟厂的甲级烟占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70%-75% ，并由此带来企业效益和员工工资数倍地增长。

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17年，平均每公斤烟叶为国家贡献225元的税收和利润，而同行业最多能做到40元；到1993年，单箱税利达到了9500元，是全国同行业的5.85倍，人均税利达到了224万元，而这还不是他们的巅峰，到1995年和1996年，他们的人均税利甚至突破了300万元，是国内同行的5-10倍。

效益管理完全深入到褚时健的骨髓，成为他判断一切经济行为最重要的指标。 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之际，朱镕基到红塔集团视察，和褚时健畅谈当前经济过热问题。褚时健单刀直入，他对朱镕基说，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唯一指标就是效益，如果只有投资没有效益，那可能是“过热” ，最后难以收拾。只要有效益，说明需求是真实的，就不会过热。他的一番理论也说动了朱镕基支持当时他高达数十亿元的关索坝大改造，按当时的主流看法，这正是属于“过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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