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究竟为中国贡献了什么？(11) 原标题：褚时

第五，即使在烟厂支持下种出好烟，烟草公司也可以随时把它调拨走，企业落得两头空；

最后，这需要把上百万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按一种新的方法种植，如何改变这些农民既成的习惯，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这真是千难万难，既有体制障碍，又有巨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般人就到此为止，无能为力，望洋兴叹。

但褚时健是没有难题的人。

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冒着风险和当地1000多户农民签订合同先行试验。由玉溪烟厂出资，在2400多亩土地上，按新方法进行种植。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成功：2418亩烤烟田的平均亩产为373斤，比当时云南全省的平均亩产高131斤；平均每亩产值达572元，比全省的平均产值高了354元。更重要的是，品质好的上等烟叶比上一年增加了30% ，中上等烟叶的比例高达80% ，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而仅仅是增加的这30%的上等烟叶，加工成高档香烟后，就能为工厂带来140万的税利。褚时健通过计算得出，这样搞的投资回报率最低也是5:1 ，收益是投资的五倍。

有了实验结果背书，他开始了对领导人常用的“税利引诱” 。

这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百废待兴、饥渴如斯的中国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他让领导知道，如果按他的方法做，税收和利润能增加多少。

为了降低领导决策的风险，他提供了一种“褚氏方法”：他认为《烟草专卖法》核心在“专卖”二字，只要不打破专卖，就应该能够找到政策空间。如果把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合在一起：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一个领导，这不仅能解决烟草种植、生产和销售问题，而且保证能保证政府专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