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边疆时空】施展 | 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 八 )


因此 , 过去解释入主中原的一些草原帝国之所以长寿 , 用的原因是它主动选择了汉化 , 这个解释是严重不足的 。 即以最为典型的大清皇帝为例 , 他们额财富已经促成了其部落逻辑的深刻重构 。 所以 , 大清的秩序实际上是对中原、草原乃至高原、绿洲等多种政治生态与文化的普遍吸收 , 所有这些文化彼此之间相互重构 , 打破了各文化区域原来的内部和外部均衡 , 重建了一种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帝国秩序 。 大清皇帝作为所有这些文化的最高象征 , 对它们进行外在超越 , 象征着普遍性 , 这才是一个所谓“普遍帝国”的治理智慧所在 。 只从中原视角来看 , 当然会认为他们汉化了 , 但跃入一个更高层级的视角 , 才会有更具解释力的结论 。
而对中原农耕地区来说 , 普遍帝国的建立 , 使其获得和平红利 。 在中原-草原南北对峙的时代 , 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 , 北方的军队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 , 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 。 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 , 则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了 , 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 。 税赋压力的减轻才使得人口猛增成为可能 , 流民四起以致天下大乱的人口数量临界点大幅提升 , 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 , 后来又突破四亿 , 以往则常常是人口未及突破一亿便达到这个临界点 。 过去对于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释是美洲作物的引入 , 但是据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的研究 , 在乾隆朝开始积极推动美洲作物之前 , 人口已经发生激增 , 大清官员正是因此才被迫开始推广美洲作物 , 但直到20世纪初期 , 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 。 那么人口的激增 , 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了 。
在物质层面之外 , 就精神层面而言 , 儒家秩序的普遍主义取向 , 在中原王朝时期会表现出一种内敛性格 , 这对于其普遍主义有着自我否定倾向;只在草原王朝时期才真正获得普遍性的释放——儒家构筑天下秩序的潜力 , 需以吸纳并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统治为前提 。 这是对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种外在超越 , 是中国秩序的另一种表达 , 甚至是一种更为本真性的表达 。 草原与中原在当然有接受汉文化的一面 , 但倘若全盘汉化 , 则势必难逃北魏的下场 。 另一方面 , 通过前面的解释也可以看到 , 入主中原后的大清 , 也无法单纯地按照其原有的部落逻辑来解释其政治逻辑了 , 因为中原的巨这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共生关系 , 以致到了晚清变局当中 , 力主改革的洋务派多为汉臣 , 而力主守旧的理学宗师却是出身蒙古正红旗的倭仁 , 提出“立国之道 , 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 , 在人心不在技艺” , 不啻对此复杂性的深刻体现 。
结语
在草原-中原这样一种大的地理视野下再来看中国 , 就会发现 , 中国的历史所发生的空间 , 并不是个单一均质的空间 , 而是个多元复合的体系 。 这个体系的结构复杂性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 其内部同时包含着多种生态-文化-经济区域 , 诸区域内所生活的人群在历史上起着各自差异很大、又不能相互替代的作用 , 他们以有时是对抗、有时是合作的方式 , 联手推动了帝国秩序的形成与自我超越 。
长城以北武功煊赫的草原帝国 , 拥有着横跨欧亚大陆的普遍视野 , 但因其文治的孱弱 , 而难以获得清晰的文化表达;长城以南文治粲然的中原帝国 , 主张着精神的普遍性 , 但却迷失在狭隘的特殊视野当中 。 中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草原而获得展开 , 草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中原而获得自觉 。 在超越农耕-草原的多元帝国当中 , 古代中国才真正实现其普遍性 , 作为体系的中国 , 也才获得其精神凝聚力 。 而能够建立起古代的多元帝国的担纲者 , 不会是来自纯粹的农耕或者是纯粹的草原的任何一方 , 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与治理逻辑;担纲者必定来自农耕-草原的过渡地带 。 过渡地带的人要想在本地立住脚 , 便必须能够同时理解农耕与草原 , 一旦天下大乱 , 则他们是惟一有能力整合两个方向资源的人群 , 从而能够担纲起结合草原的视野与中原的精神的使命 , 建立起一个覆盖大疆域多族群、遂行多元治理的普遍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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