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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边疆时空】施展 | 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 四 )


中原帝国集权秩序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实际上持续了很久 ， 并且中间也经历过一些较大的变化 。 在秦汉之际 ， 本来帝国要建立的就是一君万民的秩序 ， 通过官僚体系来管理人为打成散沙化的社会 。 但是由于此时刚刚脱离开先秦封建不久 ， 官僚体系治理技术还未发育完善 ， 所以逐渐社会上又浮现出豪族力量 ， 填补了官僚体系的能力所不及之处 。 豪族对于君主也能形成一种约束 ， 虽然这远不如先秦的封建贵族的约束力强 ， 但集权秩序毕竟受到了某种制衡 。 历经历史的长期变迁 ， 君主在社会上自发演化而形成的技术进步当中 ， 获得了新的财政资源 ， 从而有了新的治理办法 ， 消灭了豪族 ， 建立起完全的官僚帝国 ， 这就是日本京都学派所关注的“唐宋变革” 。 这场变革前后帝国的社会结构与官僚逻辑有很大差别 ， 但它们与春秋及其以前时代的差别才是更加根本性的 。
中原帝国雄才大略的君主能够依凭其调动起的巨量资源 ， 对游牧帝国发起大规模进攻 ， 并经常能够逐其远走 ， 以至于冲击到西部的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地区 ， 虽则空出来的草原会迅速被新的游牧帝国所填补 。 如此一来 ， 中原帝国便成为整个欧亚大陆古代历史当中 ， 最重要的能动性力量 ， 由这里发起的动作 ， 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整个大陆 ， 以致麦金德认为欧洲的历史在古代是从属于亚洲的历史的 。 这里面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 ， 在古代世界 ， 中原地区庞大财富的唯一性 ， 没有其他任何帝国能够调集如此之多的资源 ， 从而对外形成如此之大的冲击 。
大一统的帝国 ， 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 ， 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 ， 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 ， 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帝国的工具 。 但毕竟官僚体系也要由具体的人来运作 ， 人皆有自利的欲望 ， 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 。 在帝国初建之际 ， 开国首领都是非常能干的 ， 对于官僚体系会有还算有效的约束；随着帝国承平日久 ， 成长于后宫的后续君主的能力会日渐下降 ， 约束官僚的能力便也大不如前 ， 于是帝国的实际控制权会逐渐被官僚们所窃夺 。 由于官僚体系实际上才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核心 ， 君主并不做太多具体的工作 ， 只需“垂拱而治” ， 中人之资也能胜任 ， 而帝国本身可用以供养官僚体系的资源又是如此之多 ， 所以帝国一时倒也不至于崩塌 。 但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私人性 ， 上下暌违 ， 于是帝国上下可以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末日心态 ， 帝国便衰朽掉了 。 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大的气候变化 ， 以至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骤增 ， 帝国便无应对能力 ， 秩序遂瓦解 。
帝国从初建的朝气到衰朽的暮气 ， 只要几代君王的退化、不过百年的时间 ， 嗣后就是等着秩序的瓦解 ， 新的开国英雄出现了 。 对庞大的官僚制帝国而言 ， 这是其无法避免的命运循环 。 这样一种命运循环 ， 在很多时候 ， 是需要通过草原上的要素的注入 ， 来使帝国重新焕发活力的 。
草原与军事贵族民主制
长城以北的草原上 ， 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 。 草原上降水量不足 ， 人们无法以农耕的方式谋生 ， 只能以游牧为生 。 这带来一个结果 ， 就是草原上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 ， 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 。 因为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的建立有一个必须的前提 ， 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 ， 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 ， 可以被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草原上游牧者逐水草而居 ， 生活高度地流动化 ， 逃避征税太容易了 ， 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 。 那么官僚制在草原上就建立不起来 ， 因为没有必须的中央财政为基础 。
因此 ， 草原上便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 ， 而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 。 因为在小规模群体的情况下 ， 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群体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 ， 则它不再是个熟人社会 ， 便只能靠规则来治理 。 规则需要专门的执行机构来使其运行 ， 也就是需要官僚体系；但是草原上又无法建立起官僚体系 。 所以 ， 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 ， 则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 ， 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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