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边疆时空】施展 | 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 三 )


因此 , 可以得出结论 , 儒家文化具有一种地理依赖性 , 它因自然生态原因而无法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 , 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 。 但是其世界想象却不会局限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当中 , 而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想象 , 普遍主义是轴心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 。 这带来了后来的一系列历史特性——一方面 , 它在历史上会构成超越草原-中原之上的普遍帝国的正当性辩护基础;另一方面 , 它也会使得中国对于超中国的世界秩序的理解遭遇到特殊的障碍 , 从而在现代转型之际遭遇到特殊的问题 , 这与日本等国截然不同 。
儒家文明是对中原地区仪礼秩序的某种体系化表达 。 最初的仪礼秩序是一种自生秩序 , 它源出于传统 , 贵族制作为该仪礼秩序的载体 , 基于血统出身而有着君子与小人之分 。 只有贵族君子可以参加战争 , 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也会大于实用性质 。 宋襄公可以说是这种意义上的贵族制的绝唱 , 他“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 , 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 , 任何不符合礼的战法 , 都胜之不武 , 宋襄公耻之 。 但这在不讲究中原式贵族精神的对手面前就会显得很迂腐 , 宋襄公遂被楚王打得大败 。
嗣后 , 中原各诸侯国陆续开始变法 , 诸侯国内部的贵族等级被夷平 , 传统仪礼秩序的载体不复存在 。 人们的身份高低不再是基于出身、血统 , 而是基于军功;平民也可以参战了 , 甚至可因军功升至超越于过去的贵族之上的地位 。 由于不再有约束中央政府之资源汲取的中间性力量——即贵族的存在 , 整个国家便得以建立起庞大的中央财政 , 庞大的官僚体系-吏治国家于是建立起来 。 而新被拔擢的平民 , 正好是用来填充官僚体系的最佳人选——他们不似贵族有着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财务基础 , 同时平民地位的提升又依赖于王权 , 其与王权之间便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 , 这样一个群体进入官僚体系 , 便可使得其效率得以最大化 。 此时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也被依照战争动员的逻辑重构了一番 , 这样 , 全民战争开始出现了 , 战争的实用性转而超越于礼仪性之上 , 各国进入了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 。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 , 则其逻辑终点就是中原地区的大一统 , 并且这种大一统从技术上来说 , 差不多是不可逆的 , 因为大一统首先基于中央财政的大一统 , 而能够阻挡中央财政大一统的古典意义上的贵族社会 ,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中原地区连续成片的农耕区域 , 其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度 , 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 。 如此一种地理 , 利于大规模作战 , 而不利于割据自存;如此一种地理 , 也能够养活庞大的人口 , 帝国政府从中汲取资源 , 反过来以此打碎社会自组织能力 , 从而进一步提升资源汲取能力 。 一旦过了某个门槛——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就差不多过了这个门槛——则不会再有任何区域性的力量 , 能够长久地与帝国政府分庭抗礼 。 建立区域政权以抗衡中央统治者的事情 , 即便间或出现 , 也总难持久 , 因为中央统治者能够从整个中原低成本调集起的资源 , 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 , 以致它不是任何区域统治者能够持久抗衡的 。 像诸代开国之君等成功的反抗者 , 都是找到办法调动起中原地区大部分的资源 , 以对抗丧失民心的原有统治者 , 但嗣后又无人能够抗衡这个成功的反抗者 , 成为新的大一统统治者;跨过门槛之后 , 帝国一旦崩塌 , 取代它的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 , 而不是分崩离析的割据 。
欧洲在罗马时代之后的分裂割据状态之所以能够实现 , 就在于欧洲的地理破碎性 , 使得拥有一统意图的潜在霸主调集全欧资源的成本非常之高 , 难以对区域反抗者形成压倒性优势 , 最终无法建立大一统 。 而在远东的中原地区 , 其帝国早早地便走上了集权秩序时代 。
秦汉帝国一统先秦诸贤所能想象的天下 , 结束了周代的割据状态 , 建立起了普遍帝国;但面对草原帝国、及至到近代早期面对海洋帝国 , 中原帝国便会从普遍帝国被还原为特殊帝国 。 而儒家的理想并不会因此就放弃其普遍主义想象 , 所以它会力图超越这种特殊帝国的现实 , 内在地要求着一种超越中原区域的普遍治理秩序 。 然而对于儒家来说 , 普遍帝国倘能成立 , 苟利天下 , 成功不必在我 , 但能得志行于中国 , 虽夷狄亦可为圣人 。 孟子便说:“舜生于诸冯 , 迁于负夏 , 卒于鸣条 , 东夷之人也 。 文王生于岐周 , 卒于毕郢 , 西夷之人也 。 地之相去也 , 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 , 千有余岁 。 得志行乎中国 , 若合符节 , 先圣后圣 , 其揆一也 。 ”帝国担纲者在各族群间的流转 , 便也是东亚轴心帝国的必要历史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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