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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边疆时空】施展 | 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 二 )


传统中国的历史叙述 ， 是在儒家的史观当中完成的 ， 它叙述的地理范围覆盖了今天整个中国的疆域 ， 甚至还要更多 。 但事实上 ， 儒家的伦理实践无法扩展到草原、绿洲、高原地区 。 所以 ， 真实的中国历史 ， 不应被理解为作为一元实体的儒家文明不断扩张 ， 从而成就今天的疆域与人口的历史 ， 而是应该理解为东亚大陆的体系史 。 在这个体系中 ， 大致地 ， 以长城作为南北分界、以嘉峪关以及湟水谷地作为东西分界 ， 有多个历史主体在不断地互动 。 它们的互动过程 ， 有时表现为准列国体系 ， 这不仅仅是指周代的状态 ， 更是指秦统一中原之后 ， 长城南北定居帝国与游牧帝国对峙、互动、互为条件、互构的状态 ， 如汉-匈奴、唐-突厥、宋-辽等；有时表现为超越定居-游牧之对峙的多元帝国 ， 如元、清等 。 无论哪种样态 ， 中国都是作为一个多元的体系而存在 。 儒家地区是这个体系当中文化最高的部分 ， 它成为整个体系历史的记录者与叙述者 ， 儒家的天下观念也成为笼罩在整个体系之上的正当性基础 。 但是这个体系的担纲者 ， 却不一定来自儒家地区 ， 相反 ， 在儒家所想象的天下秩序外化为一个超越于农耕-游牧之上的普遍帝国的时候 ， 其担纲者必定来自于非儒家地区 ， 具体原因容后再叙 。
所谓的中国历史 ， 实际上就是这个多元体系的演化史 。 儒家的普遍精神外化为现实帝国的过程 ， 便是这个多元体系不停地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的过程 ， 其寻找过程会通过战争、贸易乃至移民等方式呈现出来 。 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 ， 其多元的地理结构作为自然生态基础条件 ， 会形成各区域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运行逻辑 ， 并且这些逻辑之间还会发生复杂的互动乃至互构的关系 。 本文拟聚焦于中原农耕与塞外草原这两种政治—经济—生态区域之间的复杂历史互动关系展开讨论 ， 努力尝试通过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 在诸多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某种新的历史范式 ， 呈现出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 。
中原地区与普遍帝国想象
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 ， 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东亚世界的轴心文明 ， 其中的主脉络是儒学 。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 ， 儒家伦理若欲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 ， 其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 ， 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 。 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 ， 脱离开人际关系结构 ， 孤身一人是无法实践的 ， 儒家更无法想象一种荒岛上的鲁滨逊式的精神世界 。 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结构 ， 需要其中的个体都是处在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状态 ， 便于其纲常伦理的展开 。 定居的生活状态 ， 需要农耕的生产方式 ， 而农耕有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 ， 就是年降水量不能少于400毫米 。 400毫米等降雨线的分布北界 ， 基本上就是长城；说得准确些 ， 中原帝国是在农耕地区扩展到其自然极限之处 ， 修建了长城 。 拉铁摩尔甚至认为 ， 长城的修建起于战国后期以及秦朝 ， 其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防范游牧民族 ， 因为当时没有明显的游牧威胁 ， 其目的反倒是用来强化对于内地的控制 。
还需进一步解释的是 ， 并非可以农耕的地区 ， 儒家就能够传播过去 。 在儒家的多年发展中 ， “中原正统性”成为其潜意识里的一个前提 ， 这在古代带来了中原的崇高地位 ， 但是也相应地限制了儒家的传播空间 。 文化的传播 ， 可以通过武力强行传播 ， 也可以通过其文化吸引力让人自愿皈依 。 一方面 ， 离中原过远的地方 ， 即便可以农耕 ， 但其超出了帝国的有效统治半径 ， 帝国无法用武力使其儒化；另一方面 ， 如果在这个地方还面临其他文化的竞争 ， 那些以个体心灵为载体的宗教 ， 其传播的成本一定低于以特定人际关系结构为载体的宗教 。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儒教可以传入朝鲜、日本 ， 因为当地不面临其他文化的竞争 ， 可以传入越南北部 ， 因为中原帝国曾统治其千年之久；却无法传入西域和越南北部以外的东南亚地区 ， 这些地方有的超出帝国统治范围 ， 有的没有超出帝国的统治范围 ， 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要面对其他文化的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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