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李松睿:时间的诡计——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三( 二 )



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来自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决议 。 根据作家协会章程的定义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 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4] 。 这次会议的召开 , 是苏联不同派别的作家相互妥协的结果 。 由于此前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大肆攻击诸如皮利尼亚克、扎米亚京等同路人作家 , 哪怕是肖洛霍夫这样的党员作家 , 也不时遭受残酷的批判 , 使得这批牢骚满腹的作家持续不断地通过高尔基向斯大林去“讨要公道” 。 最终 , 不胜其烦的斯大林选择解散拉普 , “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想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联合起来”[5] , 组建了苏联作家协会 。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念来自不同文学观念之间的碰撞与妥协 , 使得我们仅从其定义就能看到其中包含的种种矛盾 。 它要求作家“真实地”描写现实 , 似乎将如实在作品中再现生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 。 但是 , 当“历史具体性”这一限定对“真实性”做了补充后 , 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就让人产生了疑惑 。 “历史具体性”是指作家对生活的描绘 , 要充分注意具体的时空背景?还是意味着艺术家对现实的再现 , 要考虑到这类描绘在特定年代所可能产生的具体效果?此外 , 当“真实性”“历史具体性”与改造、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时 ,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生活中某些实际存在的现象如果不能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 , 那么它是否还具有“真实性”或“历史具体性”?这三方面要求中的每一个都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了规定 , 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却并没有具体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 , 为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争吵留下了空间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试图解决分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并没有带来分歧的解决 。
有关《静静的顿河》对“生活”的理解的争论 , 可以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矛盾无比清晰地显影了出来 。 特别是葛利高里这个哥萨克“英雄”竟然没有选择共产主义道路 , 而是始终在红军和白卫军之间摇摆不定 , 最终走上毁灭的命运 , 让很多苏联作家、批评家感到异常愤怒 。 在这些理论家看来 , 人物、特别是小说主人公决不能在生活的洪流中随波逐流 , 他必须克服重重困难 , 成为命运的主人;而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 , 也一定要与历史的发展轨迹相吻合;只有这样 , 主人公的生命才能与时代的节拍发生共振 , 使作品能够印证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 而肖洛霍夫竟然让“生活”推着“毫无主见”的葛利高里挪动 , 无论是成为白卫军师长 , 还是担任红军骑兵连连长 , 都不能理解两支队伍的政治理念 , 最终只是在时势的逼迫下才不得不向苏维埃政权投降 , 这样的描写方式简直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叛 。
不仅《静静的顿河》第3部投稿时受到《十月》杂志编辑部的抵制 , 要等到斯大林亲自过问才获得发表的机会 , 而且在这部作品荣获第一届斯大林文学奖前 , 评奖委员会的内部讨论简直就称得上是对肖洛霍夫的集中宣判 。 例如 , 阿·托尔斯泰就表示:“《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结尾是作者的构思还是一个错误?我认为是个错误 。 如果《静静的顿河》就以第四部结束的话 , 那就是错误……但是我们觉得 , 这个错误会被那些要求作者继续写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生活的读者的意志纠正过来 。 ”[6]言下之意 , 似乎肖洛霍夫必须要写出《静静的顿河》第5部来为自己此前创作的失误赎罪 。 法捷耶夫更是认为 , “我们所有人都怀着最好的苏维埃感情对作品的结尾感到遗憾 。 因为这个结局我们等了十四年 , 而肖洛霍夫却把可爱的主人公引向精神空虚 。 ……我们期待葛利高里有另外一种结局 。 不管他有何过失 , 我们已经喜欢上他了 , 同时他象征着哥萨克的道路 。 ……小说应该阐明一种思想 , 而肖洛霍夫却把读者引向死胡同 。 这也给我们的评价带来困难”[7] 。 显然 , 法捷耶夫虽然深深地被《静静的顿河》吸引(否则他不会为一部小说等上十四年) , 但还是觉得这样的结尾无法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 , 会“把读者引向死胡同” , 因而感到异常遗憾 。 当然 , 也有不少评奖委员认可肖洛霍夫的艺术成就 ,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就觉得葛利高里的形象是真实可信的 , 表示“在艺术方面 , 作者希望真实地描写 , 所以他无法给葛利高里设定另一种结局 。 假如他执意掉头 , 那么他的形象就不可信 , 或者需要在他的心理上设置一个不自然的转折 , 让他突然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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