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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李松睿：时间的诡计——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三( 五 )


因此 ， 上文分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真实性”“历史具体性”以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之间的“碰撞” ， 也可以理解为是扎根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一种对现实的独特理解 。 由“真实性”要求所表征的所谓生活本身 ， 并不能保证作品能够升华为艺术 ， 只有经由“历史具体性”与“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这样的外在要求的规划、处理 ， 混沌的生活才能被赋予可以理解的形式 ， 成为真正的艺术 。 因此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理解的现实 ， 并不等同于生活本身 。 正像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 ， “真实就是冲突 ， 真实就是斗争 ， 真实就是明天” ， 如果有作家写出了真人真事 ， 却“没有从发展中分析现实” ， 那么他所写的“不是真实 ， ——这是非现实、假话 ， 是偷偷地用一具死尸来替换生活”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权利塑造在生活中碰不到的、然而是集体力量之化身的伟大形象”[16] 。 对于秉持这样的文学理念的批评家来说 ， 葛利高里竟直到小说结束 ， 还没有窥破生活的秘密、掌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 当然无权成为苏维埃社会的“当代英雄” 。 比较有趣的 ， 是给《静静的顿河》获得斯大林奖投下关键一票的剧作家柯涅楚克 ， 他在内部讨论时表示：“肖洛霍夫是位共产党员作家 ， 他战斗过 ， 痛苦过 ， 成长起来了 。 而斯大林奖将调整他的心态 ， 开阔他的视野 。 ……肖洛霍夫应该向前走 ， 从思想上认识以前他未曾认识的现实 。 ”也就是说 ， 虽然柯涅楚克觉得《静静的顿河》因为“对大自然 ， 对人 ， 都有真实的、深切的认识和了解”[17] ， 理应获得大奖 ， 但作家本人却并没有真正认识现实 ， 他还需要继续磨练自己的思想与写作 。
在档案解密前 ， 肖洛霍夫当然没有机会了解柯涅楚克充满善意的告诫 ， 但类似的期待却无疑为众多苏联文学批评家所分享 ， 并会凝聚成某种压力 ， 对作家的写作道路产生影响 。 我们会看到的 ， 在肖洛霍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又译《新垦地》）中 ， 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值得注意的是 ， 《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写作几乎是与《静静的顿河》第3部同步进行的 ， 因此他其实是在《静静的顿河》中坚持了自己最初的对生活的理解 ， 却同时在新的长篇小说中悄悄修正了自己的思想 。 与农民出身的葛利高里在充满变革、动荡的生活中感到迷惑不同 ， 《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主人公达维多夫要自信、乐观得多 。 这个来自列宁格勒以革命著称的基洛夫工厂的工人 ， 对生活永远充满好奇心和责任感 ， 总是要去寻找隐藏在生活表象背后的规律 ， 并引导农民改变千百年来因袭的生活方式 ， 创造出新的世界 。 肖洛霍夫这样描写达维多夫发现隆隆谷村的人际关系异常复杂 ， 自己根本无法顺利开展工作时的心态：
对达维多夫来说 ， 这村庄好像一台新设计的复杂马达 ， 他一心一意要研究它 ， 了解它 ， 摸透每一个零件 ， 在这架奥妙的机器每天一刻不停的运转中 ， 听出每一个不规则的声音来……[18]
显然 ， 生活对于葛利高里来说是草原上让人迷失方向的“大风雪” ， 面对它的肆虐 ， 我们除了默默承受之外其实别无选择 。 而在达维多夫那里 ， 生活已经脱离了自然状态 ， 成了一台时刻运转的马达 ， 它或许有些复杂 ， 但人们总能掌握其操作方法、运转逻辑 ， 并摸透内部的每一个零件 。 而生活中那些没有完全按照设计规划图出现的事物 ， 如地主与富农的暗中破坏、中农的瞻前顾后、贫农的自私自利等 ， 都不过是机器运转过程中“不规则的声音” ， 主人公完全可以将它们一一找出 ， 放逐到生活的疆域之外 。
在这里 ， 生活的形象 ， 从狂暴肆虐的自然转化为自如驾驭的机器 ， 如果说面对前者 ， 我们只能感到恐惧、无奈 ， 那么在后者面前 ， 只需一份出厂自带的使用说明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 这一巨大的变化 ， 显然说明肖洛霍夫有了全新的对生活的理解 。 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或许形而下的阐释 ， 是作家遭遇种种对《静静的顿河》的批评后 ， 选择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做出改变 ， 表明自己具有进步、向上的决心 。 不过更合理的解释是 ， 《静静的顿河》的故事背景 ， 主要发生在“一战”到苏维埃政权稳固前 ， 这段充满了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本身就错综复杂 ， 葛利高里身处其间 ， 自然会感到生活捉摸不定 ， 只能被命运“推”着前行；而《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的则是白卫军被基本肃清后 ， 哥萨克农村开始推行土地改革 ， 建设集体农庄的过程 ， 在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 ， 每当主人公感到困惑或遇到困难 ， 党的文件就会适时地颁布提供解决之道 ， 生活的道路自然会变得异常清晰 。 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 ， 达维多夫等共产党员费尽心力也没有处理好隆隆谷村的集体农庄问题 ， 达维多夫甚至被一群被富农雅可夫·鲁基奇教唆的妇女打得头破血流 ， 而斯大林同志只要在1930年3月2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胜利冲昏头脑（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 ， 就立刻消除了笼罩在哥萨克农村的不安情绪 ， 并顺便把地主、富农密谋已久的暴动化解于无形 。 肖洛霍夫那两部长篇小说的差异 ， 或许正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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