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矿山：诗人陈年喜的爆裂与寂静( 六 ) 没有网络的年代

陈年喜算是趟过了发表关，但仍难以发在最顶尖的文学期刊上。
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一位新作者要被文学期刊接纳，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写作的基数太多了，文学青年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 ”
陈年喜承认，特别好的民间写作不多。 “我是民间派的，主流瞧不起你，反过来你还瞧不起它。 ”
编选2019年的20篇散文佳作时，张莉选入了陈年喜的一篇散文。当时她完全不知道陈年喜是何人，后来才得知是位诗人。
张莉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陈年喜的散文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一下就能看出“天赋好、语言能力好，靠一种天性” 。 “他就是我心目中好的写作者，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他的职业，尽管我很尊重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写作者，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文字和文学品质本身。 ”
对于新工人文化，陈年喜觉得“没戏” 。他希望外界不仅把这些作品看作工人文学，也要放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作家当中， “用同等的尺度，去看他到底写了什么、他的文本能不能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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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尘肺病后，陈年喜在宝鸡住院十天。现在，他每个月要花3000元药费，抗过敏的药物能减缓咳嗽，但也让反应变得迟钝。（大象点映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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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命运不还是这样吗？”

因为参加电视节目《诗歌之王》，陈年喜认识了一些音乐圈中人，他们劝他改行写歌词，那个挣得多。他认真考虑，把乐坛知名歌手都研究了一遍。
他向作词人梁芒打听市场价，电影的片头片尾曲，写一首一万多块，最差的也有一千多。陈年喜很高兴。 “我觉得比写诗可强多了。 ”
结果完全不一样，音乐圈靠人脉，每个歌手都有固定合作者，而且歌词是流水线产品，要在录音棚里不厌其烦地配合修改，把它们变成商品。
陈年喜在北京度过了一段迷茫的时日。他办了护照，准备去塔吉克斯坦继续开矿。后来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诗人树才，他问树才， “能不能找一个工作？门卫也行。 ”
“哪能做门卫？你是文化人，还得吃文字这碗饭。 ”树才给他介绍了工作，去贵州景区写文案，工资一月四千元，管吃管住。
陈年喜在贵州一待就是三年。他写了三百多篇软文，还有各类策划案、新闻稿。刚开始不怎么会，都是现学的，办公室里都是年轻人。
从贵州辞职后，陈年喜主要写非虚构作品。诗歌稿费20块一行，写再长也挣不了多少，非虚构平台能给高得多的稿费，一篇能挣小几千。他签了几本书，出版社应允要打造成畅销书。
采访这几天，陈年喜正在写一篇非虚构文章，关于他的尘肺病。陈年喜坐着小板凳，俯在床板上写，手指利索地在iPad屏幕上敲击。写了一半，他说写不下去了，越写越平。非虚构平台的邀稿不断，大多希望他写自己，他问：“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吗？”
陈年喜成了一座富矿，那些走南闯北掏空了的山脊，如同一个人被开采的一生。
乡村和工人题材的点击量比不过都市题材。编辑建议，能不能写写更当下的内容，比如白领、年轻人。陈年喜试着写过一些，但感到很吃力。写矿山他得心应手，其他题材，始终有隔膜。
面对不认同的东西，陈年喜有些逆来顺受。秦晓宇认为爆破养成了这样的个性， “做爆破工，你也不要硬碰硬，要懂得选择你的路径，因为硬碰硬的结果就是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