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学生：站在人生的节点上( 二 ) 黄灯在F学院当了

2016年，作为大一新生，李妍来到F学院肇庆校区。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七星湖岸边，红砖绿瓦。校园很小，一眼就能望遍教学楼和宿舍。李妍觉得像是进了养老院，与想象中学术大咖云集、围坐讨论文学的大学相去甚远。
但她慢慢发现，在这个财经类二本院校里，地位边缘的中文系像是一个小小的庇护所，不乏好老师。在那里，她遇见了黄灯，听过她的讲座，钦佩她的社会责任感与知识洞见。
从2006年到2019年，黄灯在F学院当了两届班主任，分别为2006级的062111班和2015级的1516045班，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十四年后翻看学生名单时，她惊讶地发现所教的学生已有四千五百余名。
2018年，黄灯开始写作《我的二本学生》。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黄灯深刻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出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她写道：“短短二十多年，那些像我一样起点的二本学生，在彻底市场化和应试教育横行的时代语境中，到底面临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通过念大学，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深造、居住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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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学院附近龙洞城中村的迎福公寓，因为靠近大学城、房租低廉，成为许多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第一站，这里聚集了F学院大量考研、在广州找工作的学生。（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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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太大野心”

黄灯是湖南汨罗人，长期关注乡村问题。 2016年春节前夕，她的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引发有关城乡问题的讨论。黄灯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自己的堂弟、表弟、外甥等人，大多身处80后、90后的代际，却无缘大学之门。她经常设想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他们考上了大学会怎么样？这成为她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源起之一。
1990年代初，黄灯通过高考进入岳阳大学，彼时岳阳大学还属于专科。那是中国大学精英教育的黄金年代，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拥有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包分配。计划经济遗留的公有制色彩，在这一代大学生身上仍能体现。
1995年毕业后，黄灯在湖南一家国营工厂从事机关行政工作。 1997年左右，亚洲金融危机中，这家以出口麻料布匹为主营业务的工厂受到巨大冲击。适逢国企改制，下岗后的黄灯重新备考，进入武汉大学念研究生，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作为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黄灯从未把就业视为要紧的事。她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回忆，当年武大硕士毕业时，深圳的公务员系统来校园招考，很少有人报名，她自己则收到了《知音》杂志社、湖南某大学的工作机会。 2005年，岳阳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时，学校已并入湖南理工学院，成为二本院校。黄灯发现班上同学有八成在党政事业单位工作， “在当地都属于中上层” 。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一页。 2019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表示，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 ，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2005年，黄灯入职广东F学院。作为广东省享有盛名的财经类院校， F学院在广东银行系统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加上沿海一线城市的地理位置，使得学校的录取分数长期接近一本线。该校的生源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地区。黄灯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或来自不知名的乡村，或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与“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学霸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