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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潮流意识的兴起：转型时代中国之新“天命”( 九 )


近代中国的潮流意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 即超越性世界的失落下现代社会的社会想象的革命 。 虽然 ， 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市场经济尚未出现 ， 然而 ， 晚清以来不断加剧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危机使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传统超越性“天道”的支撑 。
与此同时 ， 转型时代中国所形成的报刊、杂志、学校、社团等一系列现代媒介的传播网络 ， 也使得现代社会想象的完成成为可能 。 查尔斯·泰勒在论述西方社会现代性社会学想象的完成时 ， 特别指出了印刷资本主义的重要性 。 并且 ，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都是在这样一种同质话语空间（报刊、杂志）与世俗性时间（现代学校、街头演讲）中进行的 。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中建立超越性权威的中介作用 ， 而他们获得的是现代传播媒介中的话语权 。
潘光旦在1920年代便看出现代社会的“潮流”其实就是一种“风尚”：“尤其在这个只普及识字而未尝普及教育的时代 ， 一种思想 ， 一件货物 ， 可以因普遍的广告方法 ， 而立刻得到捧场的人物 ， 得到一种好大的声势 ， 这种声势甚或可以历久不变 。 ”可见 ， “潮流”的“声势”也是世俗性的 ，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只能通过鼓动“声势”来引领“潮流” ， 而不是通过一种超越性的权威来指导“潮流” 。
1919年8月 ， 傅斯年在给其北大同学、新潮社的核心成员顾颉刚的一封信中提到：“总而言之 ， 照着我们的主义 ， 一点也不屈挠的做下去 ， 总期引起几个埋没在社会底下的天才 ， 因而造成风气 ， 以我们理想的社会 ， 换去现在的 。 ” 。
在傅斯年的构想中 ， 一帮朝气蓬勃的五四知识分子是能够在社会上“造成风气”的 。 其次 ， 造成风气之后 ， 这种“风气”能够换去现在的社会 ， 实现他们理想中的“社会” 。 然而 ， 这种“风气”背后的合法性都得诉诸于世俗性的“社会”与“个人”（“个人来合成社会”） 。 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只能在一个世俗性的空间与时间中 ， 去鼓动“潮流”（“造风气”） ， 而不再是通过士大夫之“人心”来转移“风俗” 。
傅斯年办《新潮》杂志的初衷之一便是用北大的“风气”来影响社会：“《新潮》者 ， 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 ， 撰辑之月刊杂志也....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 ， 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人世界潮流 ， 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 。 ”到了1920年底 ， 傅斯年发觉在半年多的时间内 ， 社会的空气发生了大改变：“五四运动过后 ， 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 。 有觉悟的添了许多 ， 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 ， 也被这几声霹雷 ， 吓得清醒 。 北大的精神大发作 。 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变 。 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 我们在这个时候 ， 处这个地方 ， 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 。 ”
凡是一种新潮初起 ， 如果与社会环境的变动相应 ， 有发育成功的可能性 ， 则必能蒙一时的欢迎；这是因为社会中幼稚的细胞富于感受变动的力量 ， 故每能顺应新潮的趋势 ， 新思潮之所以能骤起而即流行者赖此 。
在一个变动不居的转型时代 ， 最先感受并顺应“潮流”的往往是“社会中幼稚的细胞” ， 即社会的青年们 。 1919年2月 ， 王光析呼喊道：“世界的新潮流已经崩山倒海的来了 ， 要想适应这新潮流 ， 自然是全靠我们青年 。 ”
这些“新潮流”在新的制度性传播媒介（报刊、社团、学校等）及新的社群媒体（现代知识阶层）的网络之中 ， 其影响力无远弗届 。 柳无忌晚年回忆道：“1918年左右 ， 新潮流已自北京、上海滚滚而来 ， 流入了（苏州）黎里镇的市河内 。 ”五四前后 ， 正在无锡教书的钱穆也强烈的感受到“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 。
一二人倡之 ， 千万人和之 ， 如风之偃草 ， 如水之就下 ， 于是造成今曰之潮流 ， 其有一二口持异议者 ， 则斥之曰违反潮流 ， 曰：落伍 ， 曰：开倒车；职是之故 ， 虽有明鉴之士 ， 怀疑于心 ， 而耻蒙落伍兴倒车之诮 ， 祇得违其本心 ， 随声而附和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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