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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潮流意识的兴起：转型时代中国之新“天命”( 八 )


三
“人的潮流”：“迷乱之现代人心”
近代中国知识人具有强烈之历史潮流感的同时 ， 他们并不认为这历史潮流会排斥人的意识与意志 ， 即历史潮流替代了天意 ， 同时保留了传统对于心的信念 。 甚至 ， 到了1920年代 ， 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二十世纪的世纪新潮流便是“人的潮流”：
何谓世界之新潮流？二十世纪世界之新潮流 ， 人的潮流也 。 即基于以人为本之思想 ， 成为以人为本之世界大势 ， 排除一切不以人为本之旧社会现状而改造以人为本之新社会现状之新潮流 。
今之说者 ， 动曰潮流潮流 ， 一若潮流所趋 ， 但有顺应潮流而已 。
由此一来 ， 在二十世纪“人的潮流”之下 ， 个人的意识与意志也逐渐掩盖了传统经典世界中“天命”背后的德性、不可知性及忧患意识 。 有着数千年士大夫传统的中国社会 ， “潮流”类似于传统社会的“风气”：
曾涤生曰：“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一二人之心向义 ， 则众人与之赴羲 ， 一二人之心向利 ， 则众人舆之赴利” ， 夫所谓一二人者 ， 必其智勇辩力之出于寻常者也 ， 此一二人人者倡之于先 ， 而群众盲然从之于后 ， 于是蒸为习俗 ， 而播为风尚 ， 一二人之心向义 ， 则其所倡导者为救国之宏猷 ， 一二人之心向利 ， 则其所揭橥者为亡种之邪说 ， 危矣哉此一二人之心也 。 夫在古则曰风气 ， 在今则曰潮流 。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 ， 左右社会进程的应该是士大夫所维持的“人心” 。 士人应该承担着引导群众 ， 引领习俗 ， 传播风尚的职责 。 明末士人宋应星便认为 ， 风俗与人心是相互影响的：“风俗 ， 人心之所为也 。 人心一趋 ， 可以造成风俗 ， 然风俗既变 ， 亦可以移易人心 。 是人心风俗 ， 交相环转者也 。 ”是故 ， 传统士大夫是非常注重考察风俗与人心的 ， 他们甚至认为风俗是决定世运兴衰的关键要素 。 刘咸炘在《古史绪论》中强调“察变观风”的重要性：“观风之变 ， 其于已成 ， 则知将来之厌恶；其于方始 ， 则知异时之滋长 ， 是曰知几 。 ”他认为 ， 社会的演变与风气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 ， 考察风气的变化则可以判断社会演进的趋势 。
1918年 ， 鉴于民初以来的政治乱象及巴黎和会的失败 ， 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开出了一剂药方：“箴救之道 ， 首在转移风气 ， 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 ， 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 ， 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 。 可见 ， 徐大总统身上还保留着不少传统士人气质 。
在士大夫的观念世界中 ， 移风易俗的关键在于“在上位者”与“士” 。 这与汉代以来形成的循吏传统有关 ， 根据余英时的研究 ， 即从汉代开始的儒家官僚（尤其是地方官）肩负着传播礼乐教化、移风易俗的职责 。 循吏具有政治和文化两重功能 ， 吏和师两重身份 ， 兼重“吏”的教化功能 ， 在政治秩序之外还关心到文化秩序 。 其背后所支撑的是一种“士志于道”的天道观念 ， 与“外向超越”的西方文明相比 ， 中国古代的“道”缺乏具体的形式 ， 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一种“内向超越”的形式来承载抽象的天道 。 因此 ， 他们也缺乏教会、寺庙等组织作为外在凭借 ， 故只有通过自爱、自重来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 。 如杜赞奇所言：“中国文化里又普遍存在对天的向往 ， 因为天也是超越人类世界的道德和物理力量的来源 ， 取得这种力量的重要途径就是超凡之人（如果达不到圣人的话）的自我修为 。 ”
然而 ， 现代科学的发展与世俗社会的来临 ， 使得传统社会之中一些“超越性的中介”（诸如“天道”、“上帝”）逐渐失去了位置 。 查尔斯·泰勒认为 ， 在前现代社会之中 ， 存在上帝或某种更高的超越性实体 ， 因而 ， 只有在更高时间之中的建立根据 ， 人们才能建构出一种具有权威的东西 ， 由此而构成的是一种具有垂直性的中介的社会 。 然而 ， 随着公共领域的产生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 ， 特别是对时间的纯粹世俗性理解的出现 ， “现代社会想象”却是完全以世俗时间来理解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 ， 人们藉此将自己想象成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国家公民以及经济上平等的契约关系 。 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泰勒所说的“直接模式的社会” ， 现代社会完成的一场社会想象的革命 ， 即“中介形式被发派至边缘地带的放逐 ， 以及直接社会图像的扩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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