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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潮流意识的兴起：转型时代中国之新“天命”( 七 )


李大钊则将新潮与传统分别比作“两个轮子” ， 它们共同推动者宇宙的进化 ， 缺一不可 。 所以 ， 他观察到当时的思想界的问题便是“新的旧的 ， 都是死气沉沉” 。 即使有一些“新的生机” ， 新的潮流 ， 由于缺少在学理上堂堂正正的“对立”与“对抗” ， 使得“新的”、“旧的”这两个轮子都无法转动起来 ， 从而宇宙进化也无从实现 。 可见 ， 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中 ， 新潮与传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过程 ， 而是在进步与反动之间辩证式的进化过程 。 在一种突变进化论下 ， “思想停滞久了 ， 自然有一个所谓突变者出来洗刷他 。 ”并且 ， 新文化运动便是“一个思想上的mutation（突变——笔者）时期” 。 常乃惪便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子埋伏在民初以来的“黑暗时代” 。
傅斯年1919年在《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中所指出的 ， 世界的进化既不是圆圈式的周而复始 ， 也不是直线前进的 ， 而是一个抛物线式的曲折前进 。 李大钊在1923年谈到“今”与“古”的问题时也认为：“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 ， 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 ， 渐渐的升高 ， 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 。 ”所谓“螺旋式的进步” ， 使得现代与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辩证式的进步关系 。 汪晖注意到 ， 新与旧之间的辩证关系兴起于在一战之际的民初思想界 ，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的思维结构 。
1918年10月 ， 正当举国欢庆欧战胜利之际 ， 李大钊撰文指出这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的胜利 ， 是“庶民的胜利”：“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 ， 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 ， 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 ， 必经一番苦痛 ， 必冒许多危险 。 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 ， 才能有儿子的生命 ， 这新纪元的创造 ， 也是一样的艰难 。 这等艰难 ， 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 ， 不要恐怕 ， 不要逃避的 。 第二 ， 须知这种潮流 ， 是只能迎 ， 不可拒的 。 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 ， 不可抗拒这个潮流 。 ”
时代潮流正是如此 ， 人们谁也不能违背 。 反过来说 ， 时代潮流不是如此 ， 人们极力维持这个古来遗賸的躯壳 ， 也是不成功的；现代潮流也有现代一定的趋势 ， 这个潮流的趋势 ， 谁也不能抑遏的 ， 任凭您自命为造时势的英雄 ， 以及大的势力 ， 用高压的手段 ， 与此潮流相搏击 ， 终竟为潮流的淘汰 。 王莽复井田、康有为提孔教、袁世凯做皇帝皆是在时代潮流中开倒车的好榜样！
把传统和复古放在了一个“反动”的位置上之后 ， 潮流的能量才得到了极大的激发 。 与新旧之争相伴随的 ， 是在潮流面前的“进步”与“反动” 。 “潮流”在进步与反动的辩证中占据着一个道德优越者的位置 ， “顺应潮流”成为席卷时代的一个浪潮 ， 而对于潮流稍有抵牾者便是“反动的”、“退步的” 。
1919年4月27日 ， 鲁迅对于“新思想之潮流”有这样的评论：“自北京大学所出之各种杂志 ， 《新潮》、《新青年》等流行后 ， 新思想之潮流日行扩张 。 一般以保守国粹自命之学者 ， 遂群起抨击之 。 盖一种新思想之发展 ， 必有一种含有保守性的旧思想起而与之抗斗 ， 而优胜劣败 ， 即其冲突之结果 。 ”
潮流|潮流意识的兴起：转型时代中国之新“天命”
本文插图

▲左为《新青年》 ， 右为《新潮》
在这样一种新旧辩证的进步关系中 ， “新潮”终于摆脱了“传统”的重负而急进狂飙 。 并且 ， “新潮流”往往还是可以跳跃的、根本解决式的 。 傅斯年便认为中国社会如果直接从封建社会跳入新潮流 ， 要比从专制社会转向新潮流好一些 ， 毕竟 ， 封建制度下还有“公”的意味 。 他从“国力的觉悟”、“政治的觉悟”、“文化的觉悟”和“社会的觉悟”四个角度全面论述了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所历经的阶段 。 他还敏锐地发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困境——“习惯的势力”的阻碍：“现在的中国人远远的望见了曙光 ， 然而身上穿着袁世凯的祭服 ， 要去跳进世界流去 ， 这是中国现在的时代被他的前因支配的大概 。 ”不得不说 ， 傅斯年所构想的中国社会的跳跃式演进路线便很有突变进化论与辩证法的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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