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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最高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公开案例裁判观点（行政诉讼篇案例40则）(12)


裁判要旨

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和存续力 ， 否定一个行政行为的效力 ， 需有确凿的证据 。 书证是行政诉讼证据的一种 ， 在各类证据中占有突出地位 。 一般来说 ， 书证所证明的事实内容比较明确 ， 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 可以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 。 正因如此 ， 书证的采用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或称“原始文书规则” ， 依此规则 ， 证据的提供者应当提供原始材料 ， 如果提出非原始材料 ， 则必须提供充足理由 。
诚然 ， 无法与原件核对无误的书证也不是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 我国法律之所以采用“原始文书规则” ， 初衷在于确保书证本身的真实性及其与案件的关联性 。 诉讼过程中 ， 如果一方出示的书证并非原件 ， 但各方对该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 或是该复制件的形成年代久远 ， 又或该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 则并非一概不予采纳 。

所谓基础民事法律关系 ， 是指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 ， 解决了基础民事争议 ， 行政法律关系能够迎刃而解 ， 或者才具备了解决的前提 。 在行政诉讼中存在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 ，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 或者就相关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 基础法律关系不解决 ， 又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始文书的情况下 ， 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效力概难推翻 。
30.裁判观点：选择一个最为适当的诉讼类型 ， 对于当事人来讲通常并不容易 ， 人民法院有义务进行必要的释明 ， 建议原告对诉讼请求进行必要的变更
（刘书平因诉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拒收国家赔偿申请行为申诉案 ， 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5735号 ， 2018年4月10日发布）
裁判要旨

确认之诉很像一个装满各种工具的杂物筐 。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各种确认判决多达六种 ， 但通说认为 ， 只有请求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一般确认之诉 ， 才是“真正的”确认之诉 ， 其他的确认之诉 ， 比如确认无效之诉、继续确认之诉 ， 以及情势判决中的违法确认等 ， 都不过是撤销之诉、义务之诉、给付之诉等诉讼类型的变种 。 正因如此 ， 确认之诉具有补充性 ， 也就是说 ， 仅当原告不能通过其他诉讼类型达到其目的 ， 才存在提起确认之诉的可能 。
提起再审也要有实际利益 。 即使原审裁判存在某些瑕疵 ， 如果通过再审并不能实质解决争议 ， 或者在再审之外另有更为便捷的解决途径 ， 那么耗时费力地启动一次再审 ， 也只会是浪费资源、徒劳无益 。
选择一个最为适当的诉讼类型 ， 对于当事人来讲通常并不十分容易 ， 人民法院就有义务进行必要的释明 ， 建议原告对诉讼请求进行必要的变更 ， 以使双方当事人都能尽量减少诉累 ， 行政争议能够尽早尘埃落定 。
31.裁判观点：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 ， 不只适用于一审和二审过程中 ， 在立案、执行以及审查再审申请和再审审理的各个阶段均可随时进行

（杨子哲因诉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府信息公开申诉案 ， 案号：（2018）最高法行申142号 ， 2018年4月11日发布）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 ， 不只适用于一审和二审过程中 ， 在立案、执行以及审查再审申请和再审审理的各个阶段均可随时进行 。 就可以调解的范围来讲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将其限定于“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 ， 用意是为了排除“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没有调解余地”的情形 。 对调解余地的判断 ， 不仅要看行政机关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是否具有裁量权 ， 更要看双方当事人特别是行政机关就调解标的是否具有处分权 ， 且调解结果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

调解保密原则意在保护调解过程中产生的当事人敏感信息 ， 不仅双方当事人应当保守调解秘密 ， 人民法院亦应受到约束 。 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六条第三款对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还规定了例外情形 ， 这就是 ， “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 ， 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公开的除外” 。 如果将调解协议内容公开 ， 不仅没有当事人敏感信息被披露的危险 ， 而且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理性与合作态度的宣传 ， 可以引导行政机关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 引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更理性地行使诉讼权利 ， 进而在全社会营造减少诉讼、增进和谐的风气 ， 可以予以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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