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 还需爬坡过坎( 六 ) ：学术出版走

“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两位译者，他们在8年里面花了太多的心血，我们从不认识到现在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在英文版里面，作者是次要的，翻译者是主要的。 ”葛兆光说。《中国思想史》预设的读者不是入门者，而是具备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因此写作时引用了繁复史料，有大量复杂的论述，转码成英文版的难度和辛苦可想而知。

葛兆光直言，在其著作翻译中曾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中国思想史》的翻译，早在2000年就有人找过，但译稿看得人一头雾水，还有译者在翻译其另一本著作时居然在百度上拷贝一段东西放在里面，令人哭笑不得， “找到合适的翻译者，是最重要的事情” 。

《革命与形式》作者陈建华教授也认同，找对翻译者是“需要运气”的。 “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从法语、德语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中文来说，确实需要有一个阶段的认知与转化。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文化语境之间的某些障碍，需要加以打通。 ”陈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