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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漂逃离，中产傻眼，富人独舞，深圳怎么办？( 三 )



深圳人收入的30%都用于供房贷、租房 ， 挤压了消费支出 。 2015年 ， 深圳房价大涨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骤降至2% ，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总额均下滑 。
大疫之下 ， 出口受阻 ， 投资萎缩 ， 零售低迷 ， 深圳经济的增长动力在哪里？企业倒闭 ， 工厂转移 ， 深漂离开 ， 中产无奈 ， 唯房价独舞 ， 深圳的问题在哪里？
02
深圳问题

土地供给 ， 腾笼换鸟 ， 产业空心

深圳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 有旧顽疾 ， 也有新问题 。
深圳经济模式可以概括为“输入型红利+全球化红利” 。
所谓输入型红利 ， 即输入全国的人才与资本 。
近些年深圳新增人口为全国之最：2014年新增15万 ， 2015年新增60万 ， 2016年新增53万 ， 2017年新增55万 ， 2018年新增56万 ， 2019年新增41万 。
每年大量大学毕业生来深圳就业 ， 其它城市支付成本培养好人才 ， 深圳则“坐享其成” 。
同时 ， 全国各地大量的资金涌向深圳投资及创业 。 这就是深圳享受的全国人才及资本红利 。
所谓全球化红利 ， 即吸收全球资本、技术及订单 。
深圳的优势源自较早的改革开放 ， 大量港商在深圳投资设厂 ， 带动外资及技术进入 ， 形成由外贸、出口制造及国际物流组成的外向型经济 。
客观上 ， 深圳吃着全球化的红利 ， 定然也会面临全球化的风险 。 当全球经济低迷或爆发金融危机时 ， 外贸萎缩 ， 出口受阻 ， 属于正常现象 。
“输入型红利+全球化红利”有利有弊 ， 但近些年输入型红利、全球化红利正在消失 ， 疫情又加剧了深圳这一模式的危机 。 深圳经济需要转型升级 ， 扬长避短 ， 构筑新的竞争力 。
比如 ， 外向型经济的风险较大 ， 深圳可以发展内需市场以平衡 ， 提高家庭收入 ， 增加零售产值 。
又如 ， 国际技术转移红利逐渐消退 ， 深圳需降低企业成本 ， 鼓励技术创新 。
再如 ， 近些年各大城市“抢人” ， 深圳需放宽户籍限制 ， 提供大量廉租房 ， 降低市民生活成本 ， 提供更多的学校、医院及大学等公共用品 ， 以留住人才 ， 提升城市的造血能力 。
但是 ， 深圳这些年的转型并没有做到扬长避短 ， 相反还放大了问题 。
我们可以从“土地决定论”的角度窥视深圳转型中的问题 ， 文中列举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从土地政策中找到根源性的答案 。
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曾经在其著名的《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土地拥有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市场价格 。 ”
2015年 ， 是深圳的转折点 。

这一年 ， 深圳的土地政策 ， 决定了这座城市的产业结构 ， 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房价 ， 也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前途及千千万万家庭的生活 。
2015年 ， 深圳制定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 这份文件规定：
一、到2020年深圳的基本生态控制线不变 ， 即划出不少于974平方公里不可开发的土地 ， 大约占深圳1997平方公里的一半 。
二、至2020年全市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重不宜低于30% ， 划定了270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红线” 。
深漂逃离，中产傻眼，富人独舞，深圳怎么办？
文章图片
图：深圳的土地规划 ， 来源：智本社
这意味着到2020年 ， 深圳约50%的土地不可开发 ， 剩下可开发的1023平方公里 ， 30%划拨给了工业 ， 剩余750多平方公里由农田、居住、商业、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共同使用 。
深圳的土地面积只有北京的12% ， 深圳常住人口为1300多万 ， 加上流动人口应该在2000万左右 。 深圳的人口密度原本就远远大于北上广 ， 这一土地规划其实加剧了深圳的人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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