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巧克力城”沉浮：“广漂”非洲人群体调查( 二 )
从区庄立交桥稍微再往东行，珠江新城以及它南面隔水相望的“小蛮腰”广州塔代表了这座城市对于“现代化”的最新定义。但当汽车载着他们从机场一路南下，抵达环市东路和建设六马路交界处的花园酒店时，忽然折向了西方，驶进了那个不那么“立体”的“巧克力城”空间。花园酒店由此成为隔开未来与当下的大门，甚至一个隐喻。
如今已经移民迪拜的尼日利亚裔英国商人约瑟夫，上世纪90年代初曾在花园酒店常住，是最早叩开那道有形大门的非洲“广漂”客之一。花园酒店充当了他从熟悉的香港生活转向广州的中介：“1997年之前，常居广州的外籍人士除去外交官及其家属外，大部分来自美国、西欧和日韩，非洲人屈指可数。我任职的那家英国外贸公司主要经营汽车零配件和翻新二手车，80年代中期我被派驻到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到了1993年因为公司业务扩大，又在广州设立了办事处。”建成于1985年的花园酒店，拥有港资背景，是内地最早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对那些取道香港进入广州的欧美企业代表来说，这家拥有西式客房和完善会议、通信设施的宾馆是一个合适的桥头堡。这里也是改革开放后汇丰银行在内地设立的第一家分行的所在地，提供了当时稀缺的汇兑便利。
即使是在备受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年春天，花园酒店依然承担着中外贸易洽谈枢纽的功能：一次小规模侨商投资会正在安放宣传布景，大厅内从全球各地返回的商人数量也渐渐多了起来。望着视频画面中熟悉的咖啡厅和商场，约瑟夫谈兴渐浓：“90年代初驻扎在广州的商人，大部分属于‘行商’，也就是专业跨国贸易公司的代表。其中的非洲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阿拉伯商人，以北非的埃及人居多。他们最早在开罗和迪拜跟随阿联酋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80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第二类是像我这样的‘黑非洲’英语国家人士，大部分受雇于英国贸易企业，最初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活动，接着进军到广东省。”由于不熟悉当时内地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法规，行商代表往往需要在广州停留较长时间，以持续处理从订货合同签署到报关在内的一系列手续。
在约瑟夫看来，后来被称作“巧克力城”的广园西—小北非洲人商贸区的形成，与花园酒店在90年代的溢出效应有关：“行商受雇于大企业，洽谈的业务单笔金额都很高，因此负担得起在花园酒店长住并设立办公室的开支。但他们同时又有消费和娱乐需求，不可能都在酒店获得满足，于是在紧邻花园酒店的环市东路周边就出现了一批专为行商服务的餐厅、酒吧和美发沙龙。”
今天，从花园酒店所在的淘金地区向西步行，道路两侧依然不时可见挂有西班牙语招牌的墨西哥烤肉店、提供中英法三种语言对照菜单的小酒馆以及主营对欧业务的清关代理行。在约瑟夫看来，这些都是行商时代的遗产，并且直接催生出了小北路附近面向非洲个体商户的生活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内地取代了东南亚、韩国和中国香港成为非洲对外贸易的新中心，一些规模较小的行商乃至个体商人也开始抵达广州。他们承担不起入住花园酒店的开销，但希望能在一个相对熟悉的语言和生活环境里开始‘广漂’。与花园酒店共享周边生活区、直线距离也不远的小北路一带遂成为首选。”
但这只是约瑟夫的个人印象。曾经服务于广州市政府外事部门、上世纪80年代末“下海”经商的福伯，给出了一种更具历史纵深的解释：“为什么花园酒店会建在淘金路一带？因为它本来就是广东省政府为举办‘广交会’而规划的对外贸易服务区的一部分嘛。”一年一度的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历史可以追溯至1957年。它最初是新中国政府为了打破美国经济封锁，拓展面向东南亚国家、港澳地区以及全球侨商的经贸关系而创办的。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相继解冻，广交会的规模持续扩大，会址也迁移至流花湖公园附近，与白云山西麓的机场以及1974年建成的流花桥火车站相呼应，形成了当时华南最大的专业外贸商圈。为了给这一商圈提供配套服务，广东省政府从1975年开始，在流花桥火车站东南侧的淘金坑地区新建了一系列涉外酒店和商场，形成了南粤地区第一个高端国际商务社区。而夹在淘金路和火车站之间、当时仍是农田的登封村一带，则在淘金路周边的“八大酒店”等高端涉外服务机构的带动下，逐步演变成了相对“低端”的商贸功能居住区。
精心规划与自然演化，“高端”与“低端”，行商和个体商人——这种显而易见的区分，将花园酒店的东西端塑造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1998年之后来粤数量剧增的非洲个体商人，绝大部分属于单纯的外贸中间商，财力单薄，此前对中国市场也所知甚少。花园酒店以西那些最初为满足中国国内市场需要而兴建的商贸城，一方面可以提供现场看货和跨境清关、物流服务，另一方面与持续向外延展的淘金路涉外生活服务区近在咫尺，自是成为他们的立足地。
从80年代初起就频繁造访广州的麦高登，根据他和两名学生林丹、杨瑒在2010～2015年的小北所做的现场调查，写出了备受关注的人类学研究著作《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在麦高登看来，花园酒店以西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星巴克、苹果等大型跨国企业的“低端全球化”模式：由个人或家庭组成的非洲“非专业”中间商，从中国这个巨大的生产国持续采购廉价的生活消费品，运回总体需求量巨大而本身缺乏制造能力的母国售卖。尽管小商品在中非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目前已经缩水至三成左右，但对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小外贸商人来说，这依然是他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市场，入场“门槛”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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