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巧克力城”沉浮：“广漂”非洲人群体调查(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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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童心路社区的几位非洲租客在回家路上分享手机视频
“被想象的共同体”
“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把所有非洲国家当成一回事呢？”吉恩斯的语气里有一种真诚的困惑。这个出生于利比亚、后来加入突尼斯籍的电器经销商穿着一件英超利物浦队的红色球衣，背后印着白色字母“Salah”。“我们是阿拉伯人，白皮肤、信仰伊斯兰教，”他用手指在自己的胳膊上使劲比画了几下，“埃塞俄比亚人和肯尼亚人则是天主教徒，每周日下午他们会在沙面附近的石室圣心教堂做集体祷告。马里人和科特迪瓦人喜欢去‘蓝爵’咖啡，他们说法语。至于尼日利亚人嘛，信天主教的伊博族和信伊斯兰教的豪萨族甚至不愿意一起租房居住。但所有中国商人甚至街道管理人员都认为非洲人是一样的，这太奇怪了。”
对“非洲人”这个基于地理概念的宽泛身份的不认同，似乎构成了大多数外籍“广漂”商人的共通情绪。当民间话语频繁地将“非洲人”和不良生活习惯甚至违法犯罪活动联系到一起时，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属性就变得更有必要了。阿拉伯人阿玛尔和吉恩斯拒绝接受“巧克力城”这个流传甚广的小北的俗名，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依靠头脑”的经营，更接近东边花园酒店里的欧美行商。两个尼日利亚人乔纳森和乔治同样觉得自己需要获得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拥有独立办公室，并且在登封街道进行了注册登记，已经不是“走鬼”。至于加纳人约翰尼，他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强调一遍自己是“合法商人”，和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不同：为了满足M字头短期贸易签证的要求，每个月他都会前往中国香港地区完成一次出入境流程，以确保自己的记录足够干净。
但要在这些“广漂”客商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之间建立足够的了解始终是一件难事。“搞清楚谁是阿拉伯人，谁是尼日利亚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天秀大厦的童装店老板阿华表达了他的怀疑，“只要付款及时，不吹毛求疵，和哪国人做生意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因为大多数非洲商人只会在广州停留很短的时间，除去看货和谈合同以外，我们也不会有其他交集。”2000年前后来粤的第一代非洲个体商人时常坐困于签证有效期之短；为了节省开支，他们通常会在三四个星期里敲定好几笔生意，付清货款，随后回国处理和当地经销商之间的结算。到他们下一次来广州时，时间往往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精明的广州外贸档口经营者们很快发现，花费精力去和非洲客商拉近距离是“划不来”的。“大家熟了又怎样呢？他们一年只来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做成有限的几单生意。不去跟他们交朋友，也会有其他人过来。”阿华看得很现实。更何况对这些本身外语能力有限的摊主来说，要记住每一个客人来自非洲地图上的哪一个角落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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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一群刚刚抵达小北的非洲客商和家属聚集在新登封宾馆门前进行身份信息登记
非洲客商自身关系的松散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曾在小北地区某尼日利亚商人联谊会中担任干事的乔纳森承认：“联谊会的主要功能，是在有尼日利亚公民被牵扯进司法纠纷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但我们并不负责接济自己的经营状况出了问题的个体商人，也很少召开会议。如果有人觉得自己需要情感上的安慰，他应当去清真寺或者教堂。”人员流动的频繁性和彼此经营状况的千差万别，使得非洲客商本身的内部关系也极为松散。尽管同样在小北和广元西路一带居住、活动，构成广州“巧克力城”群像的却是一个个相对隔绝、高度原子化的个体。这无疑给外部观察者进入他们心理上的“里空间”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和障碍。
曾在约旦留学、精通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宁夏人小马，业余时间是小北的一名中文入门教师。据他观察，无论是来自非洲北部的阿拉伯裔商人，还是几内亚湾周边的西非个体客商，学习中文的热情都不算强烈：“做成生意是这些商人来到广州的首要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语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大部分外贸档口的管理者都懂得简单的英语，环市中路附近的许多打印店、外贸服务处以及货运代理门市部也会提供基本的英语人工服务。不需要学习中文也能做成生意，意味着他们了解并融入周边环境的意愿很不迫切，也就更难建立可靠的本地社会关系。”尽管已经把学习费用降到了每小时100元人民币，能坚持在小马这里学完至少20个小时基础中文课程的非洲商人依然少之又少，小马觉得他们有时过于看重短期回报了，“想不到那么远”。
看似构成一个群体，内里却有着千差万别，这种现象被麦高登称为“被想象的共同体”。当非洲个体商人和外贸档口经营者出于成本考虑，将交易流程和彼此间的接触都简化到极致之后，矛盾也随之产生。中国商人将非洲中间商的一切压价和要求分期付款的行为都视为不诚信的表现；在中美外贸交易中不时出现的短期赊账、互相协助解读政策乃至分担风险的现象，在中非个体贸易中都被拒斥了。反过来，非洲个体商人对他们所处的这座城市同样抱有疑惧心理——由于无法阅读中文报刊，也缺少信得过的本地朋友，大部分非洲“广漂”客的第一信息来源是万里之外的本国报纸和英文社交媒体，可靠性当然值得推敲。乔治和约翰尼都提到，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他们依然更习惯于通过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媒体来了解广州的出入境政策变化以及防疫规定。任何一则从印度洋西岸流传开来的谣言，都会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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