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巧克力城”沉浮：“广漂”非洲人群体调查( 七 )
沟通渠道的缺失和文化隔阂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粤非洲商人的实际数量，一直以来都被显著夸大了。
“50万非洲人在广州”是在许多中文自媒体的论述中都曾经出现的数字，这一传闻最初的来源可能是奥地利维亚纳大学加纳籍教授亚当斯·博多莫在2012年的一项估测：“整个中国共有40万到50万名非洲人，其中广州有10万人。”包括麦高登和李志刚、牛冬在内的专门研究者都认为，这一数据有高估之嫌。大部分非洲个体商人只能申请到有效期在一年以内的M字头签证，并且每隔30天就须离境一次。在年末的外贸淡季以及春节期间，他们往往倾向于返回非洲母国。因此，最极端的情况下，一名持有一年期签证的非洲商人在12个月里会在中国内地出入境24次，许多非专业人士会混淆这个“人次”和实际的“人数”。麦高登认为，即使是在“巧克力城”最兴旺的2009年，在广州居住时间超过半年的非洲商人也仅有不到2万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毛国民从广州市出入境管理支队获得的权威数据显示：2017年1～8月入境广州的外国人总数为185万人，其中非洲国家公民仅占18.9%；当年在穗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总数为7.566万人，其中非洲国家公民约1.31万。即使考虑到可能存在非法滞留的情况，实际估算出的在穗非洲人士总数也仅有1.6万余人，其中只有尼日利亚、埃及、马里三国公民的数量超过1000人。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在今年4月12日公布的数据则显示，截止到4月10日，在穗外国人总数共为30768人，其中非洲国家人员仅有4553人。
4553人与“50万”，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差距，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观念基础。这部分是源自非洲客商在生活习惯和行事方式上的差异性。不止一位小北路一带的中国居民直白地告诉我：“‘老黑’会在宾馆和出租房聚会、吵闹到大半夜，买菜也喜欢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乔纳森也承认，由于缺乏本地朋友圈和适宜的廉价娱乐场所，许多新到广州的西非客商往往乐于呼朋引伴来派遣寂寞，因此会和附近的中国居民发生口角。但这种差异性，在多数时候并不能与刑事案件挂钩——毛国民从广州市公安局获得的可靠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7年，共有154名非洲人士在广州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占在穗外国人犯罪总数的12%，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除去2015年的大清查曾经发现了数十名非法滞留的非洲商人外，并无其他集中的负面特征。
换言之，围绕广州“巧克力城”这片族裔飞地产生的诸多猜疑和担忧，作为心理效应的成分始终大于真正的现实。但非洲个体商人的经营和社交模式，以及中国作为非移民国家的性质，又决定了这种心理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纾解。长期从事在华非洲人问题研究的学者牛冬因此感慨：“作为非移民国家的外国人，广州非洲人不完全享有和中国公民等同的社会权利和福利，而且更多情况下只是中国法律中被约束和管理的对象。非洲人也未曾将广州视作自己繁衍生息的新家园，他们的梦想依然根植于国际贸易价值链中的中非贸易关系。”
潮起潮落
“最近四五年，小商品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在紧邻广园西路唐旗外贸服装城的一处物流上货场，陈老板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这里靠近广州最大的皮具五金龙头市场以及四栋醒目的服装商贸城，属于“巧克力城”的第二大主要片区三元里的一部分。位于铁路线近侧、处在居民楼和市场包围之中的上货场，因为有着独特的视觉冲击力，曾经出现在许多关于“巧克力城”的新闻报道和摄影作品中。但在这个6月的下午，只有三辆小货车在陈老板的物流代理公司门口等待搬运工。一个肯尼亚小伙子走上来搭讪了几句，很快又离开了。
在中非双边贸易史上，2014年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一年，中国对非商品和服务出口额首度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单年增幅高达14.4%，是整体外贸出口增幅的两倍以上。但在随后的三年里，对非出口持续出现缓慢下滑现象，最严重时跌幅接近10%。直到2018年，中国对非出口才重新恢复到了快速增长状态。不过若从双边贸易总额看，2019年的对非进出口额实际上还低于2013年的水平。
可以确认的是，这种变化态势与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方向有关。2008～2014年，非洲对华出口商品中有五成以上为原油及其周边产品，超过10%为工业矿石和原材料。随着城市化进程趋近尾声以及环保标准的提高，中国市场对石化能源和工矿业原材料的需求增长趋于平缓，带来了对非商品进口的下滑。而2014年之后全球能源市场的持续低迷，又导致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产油国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缩水，继而影响到了这些国家的外贸进口总额。相对更加脆弱的个人消费市场所受冲击最为明显，对非小商品出口因此出现了波动。
“和20多年前相比，今天大部分非洲国家城市居民的收入当然出现了显著增长。但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吉恩斯解释说，“站在贸易商人的角度，当然更愿意向非洲出口利润率较高的大型电器、智能手机以及高端建材，但必须看到，消费得起这些商品的居民数量是有限的。”至于利润率偏低但需求始终旺盛的纺织品，它们面临的是另一项考验——贸易保护主义。“从2012年开始，尼日利亚政府已经多次颁布针对中国进口服装、凉鞋以及多种小商品的短期禁令，”在西非第一大城市拉各斯开设服装外贸公司的林志强告诉本刊，“尼日利亚希望中国制衣企业到当地来投资，拉动本国的就业率。这对我们成衣外贸行业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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