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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李松睿：时间的诡计——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三( 七 )


三
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 ， 在达维多夫因抓捕反革命分子而牺牲前 ， 他所领导的斯大林集体农庄已经走上了正轨 ， 人们适应了集体的劳动方式 ， 一些积极分子也纷纷要求入党 ， 按照小说世界内部的逻辑 ， 那么隆隆谷村的生活将会迎接光明的未来 。 这部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 1936年 ， 周立波就将该书第一部译介到中文世界 。 诸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一大批以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 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 ， 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学习和摹仿《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痕迹 。 这些小说中的元茂屯、暖水屯、蛤蟆滩以及清溪乡 ， 也和顿河边的隆隆谷村一样 ， 走在了集体主义的金光大道上 。 不过 ， 带着时间所赋予的后见之明 ， 去重新回顾这些小说的时候 ， 我们会忍不住好奇：隆隆谷村的后代们会如何看待前辈的奋斗 。
关于这样的话题 ， 俄罗斯文学没有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合适的案例 ， 因为生活本身并没有给俄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特别大的改变 。 苏联解体固然给俄国农业造成很多冲击 ， 但集体化的农村生产方式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 究其原因 ， 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于1928年开启、1937年基本完成 ， 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已经持续了七十年左右的时间 。 这段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以及大规模机械化开启的石油农业 ， 早就抹去了达维多夫那代人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艺与记忆 。 脱离集体、单独种田 ， 对新一代的俄国农民来说如果不是来自“远古”的神话 ， 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于是大多数集体农庄在失去苏维埃的领导后 ， 并没有解散 ， 而是转变为小型农业公司或农业合作社 。 因此 ， 某些农业生产方式的戏剧性转变 ， 以及在这一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文学经验 ， 其实是在东方 ， 由中国当代文学来提供的 。 这种不同 ， 自然也是时间因素造成的 。 从1952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定》 ， 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 ， 到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翔县小岗村村民签订包干到户的保证书 ， 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 这样的时间长度 ， 尚不足以埋葬农民对于土地的梦想 ， 尤其是对那些5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 ， 他们会经历农村经济制度的两个巨大转折 ， 用自己生命所遭遇的戏剧性变化来印证和体认20世纪中国历史的剧烈动荡 。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文学 ，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思考 ， 肖洛霍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将狂暴恣肆的生活改写为一台机器 ， 似乎完美地掌控了生活 ， 但时过境迁 ， 当生活再次以其势不可挡的力量将那台“新设计的复杂马达”冲毁时 ， 其文学的意义又该锚定在何处？
有关这一主题 ， 或许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初夏》 。 这部小说最初是作为《当代》1984年第4期头题发表的 ， 由此可以看出编辑部对它的看重 。 此时的陈忠实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种种遭遇 ， 而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 ， 去敏锐把握当时中国农村的变化 ， 并思考农民的前途和命运 ， 使得《初夏》发表后一些陕西作家觉得这部作品“像《创业史》 ， 连一些人物都像”[21] 。 在阐述创作《初夏》的动机时 ， 陈忠实表示自己在现实的“逼迫”下写出了这部作品：“我无法背向现实 ， 在生活的巨大的变革声浪中保持沉默 ， 也无法从嘈杂的实际生活中超脱出来 。 ”[22]的确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 在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面貌的同时 ， 也对日后的城乡关系变化、人口大规模流动乃至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等有着重要影响 。 小说《初夏》的故事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
在结构上 ， 这部作品的叙事动力来自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矛盾 。 父亲冯景藩是个和达维多夫、梁生宝类似的先进人物 ， 他是50年代河西乡第一批入党的老党员 ， 曾在冯家滩创办了第一个试点合作社 ， 一时间成为政治明星 。 为了能够带领乡亲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 ， 他甚至放弃了成为河东乡党支部书记的机会 。 然而 ， 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 ， 却使冯景藩当年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 ， 他因此感慨：“二三十年来 ， 他不仅没有实现当初实行合作化时给社员们展示的生活远景 ， 而且把自己的家庭的日月也搞烂包了 。 ”[23]而更让冯景藩难以接受的是 ， 当年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村民带着自家的牲口和田地加入合作社 ， 如今又是他认真衡量、反复核算 ， 让村民牵回牲口、领走田地 ， 时间对人的嘲弄让他忍不住偷偷流泪 ， “冯家滩耗尽了他庄稼人的黄金岁月 ， 在几乎筋疲力竭的时候 ， 却猛然发现 ， 他拽着的冯家滩这辆大车好像又回到二三十年前的起点上”[24] 。 对于新政策 ， 冯景藩不愿意使用“责任制”这样的新词 ， 坚持称其为“分田单干” ， 正是一种对命运的自嘲 。 因此 ， 一辈子舍己为公的冯景藩拒绝了上级培养儿子冯马驹主持大队工作的美意 ， 哪怕走后门也要送儿子到县饮食公司当司机 ， 离开农村当城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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